当特区政府倾力说好香港故事之际，联合国人权机构又一次毫不留情批评《港区国安法》有损人权，并敦促特区当局检讨法律，以保障司法公正、工会权利及学术自由等等。言下之意，香港从文明之都倒向人权落后的第三世界，甚或贬作一个中国大陆城市，特区当局要抢人才拼经济，相信事倍功半。
政府眼见说好故事不成，唯有闹好香港故事，痛斥审议人权状况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失实、偏颇和误导”。但事实摆在眼前，正如“香港劳权监察”提交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至去年中，起码一个工会被取消资格，62个工会被迫解散，另有11名工会干事被捕、被控甚至定罪。显然，这是《国安法》对自由结社的威胁造成的寒蝉效应。
奇怪是，当局派出十人代表团到日内瓦解说，硬说香港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法律保障，过去三年来权利丝毫无损，但丝毫无损的话，62个工会被迫解散，难道只是一场误会？若指他们从事非法行为，因畏罪而解散工会，那些罪名当然涉及《国安法》的罪行，其中罪名含意空泛笼统（如煽动颠覆丶勾结外国势力），如何符合国际人权规范，相信极难辩解。但代表团总该直面问题，不能圆满解释，也应趁机宣扬《国安法》如何合情合理，因此大量独立工会退场理该如此。但如今左闪右避，言不及义，又如何令人置信呢？早知如此，又何须大洒公帑，派团到日内瓦当众出丑呢？
不过，这已是不幸中之大幸。日内瓦的聆讯如果今日才开始，政府面对委员会对集会权利和司法公正的质疑，只会更狼狈。上周日（5日），香港妇女劳工协会原本主办妇女节游行争取妇女权益，由于警方指网上有“暴力团伙”响应行动，该会须为游行引起的后果负上法律责任，最后只好取消活动。同时，警方要胁社民连成员不得参与游行，否则将予拘捕。《明报》近日调查发现，网上留下“煽动”字句鼓励上街的，主要是一直支持政府的网友。
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怪事，真不知警方可以怎样解答以下三个问题：既然认为字句有“煽动性”，应立即刑事调查，何以未见执法，难道亲政府者就不算犯法？警方以拘捕要胁社民连成员不得上街，若无合理解释，是否知法犯法，干扰人身自由、践踏集会权利？根据国际人权规范及香港终审法院判例，当局有责任维持秩序，确保市民行使公民及政治权利。警方究竟是刻意背弃责任，还是遗忘了这项法律原则，又或者是力有不逮，没有信心维持游行的秩序？
再看近日两宗政治案件的审讯，亦足证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判断有据。立法会初选案，大部分被告未审先囚接近两年才开审，法治原则如无罪假定丶迟来的公义等于剥夺公义等，在《国安法》之下，变得名存实亡。一些谨小慎微的法官，遇上庭内出现喧哗，也交当局刑事调查，但面对这些重大问题，一概变得渺小。
又如支联会拒交资料罪成，同样突破常识。警方只要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即可根据《国安法实施细则》要求支联会交出内部资料，以供调查。换言之，警方不用提出确凿的证据，即可指控被告人是“外国代理人”，被告依法需要交出资料，也等于自证清白或自证有罪，但两者都超出普通法的底线。
再者，《国安法实施细则》由特首李家超会同“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而后者主席正是特首本人，其余成员除了中联办主任当顾问，都是特首的下属，可说与行政机关同体。因此，具有法律效力的《实施细则》并非出自立法机关，而是来自行政机关领导人的手笔。不过，裁判官罗德泉认为《实施细则》的法律地位不容挑战，相当于确认行政机关有权制定法律，立法机关及法院都无权过问，也代表在国安问题上开了先例，确立行政凌驾立法丶司法。
相较十七年前，行政长官曾荫权以行政命令授权执法人员，在认为涉及公众利益的时候进行截听，结果被高等法院裁定违法，今次罗官的裁决再次确认现在是新香港年代，正逐步与国际人权规范脱轨。特区权贵当然不满国际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抹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光彩，但说到底，独裁与人权并存，比鱼与熊掌兼得更难，权力都在长官手上，还贪求什么贞节牌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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