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个很烂俗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犹豫，立刻就给出答案：
如果能穿越，你想回到哪个朝代生活？
汉文时期。
或者说，文景之治。
翻开《史记·孝文本纪》，不难发现，汉文帝能开创“文景之治”，不外靠三招：
减刑，罪己，宽言。
是汉文帝有超前的普价观吗？
不。
成为汉文帝之前的刘恒，本来对最高权力没野心，他母亲薄太后见惯宫廷的腥风血雨，信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想跟儿子偏安一隅，过过现安岁静的生活。没成想，一场血腥政变之后，各方势力所能达成的最大公约数，竟然是“不争”的刘恒。
这帝位几乎是捡来的，刘恒半信半疑坐了上去，始终都战战兢兢如坐针毡。
所以，夜入未央宫，席不暇暖，他下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当然这只是惯性操作，帝王即位，谁都想玩一下大赦天下的把戏，只不过刘恒加了恩，赐每个成年男子一级爵位，没爵位的女性，一百户赐牛一头，酒十石；然后，开放五天的戒酒令，准许百姓敞开来喝。
要知道，“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若没皇帝特批，那时候的饭醉真是犯罪。
如果说，以上都只是小恩小惠，那么，正式即位才两个月，刘恒就开始玩真的。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
他对负责司法的官员说，法律是治国的准绳，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暴力，引导向善，但咱们的现行法律不但处罚犯罪之人，还要株连他们那些无辜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甚至把他们发给官家为奴，我认为这很不可取，你们说说看。
大汉草创，因为那些大臣比如萧何等也都是秦朝旧吏，革命虽然成功了，立法基本还是照搬秦律，包括连坐之法也全盘继承，刘恒认为，这很不人性化，得改。
没想到，所谓金口玉言，竟直接被大臣怼了回去：
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必须立法来禁止他们犯罪。亲属连坐，就是要让那些想不法分子有所顾忌，明白犯法的成本太高，把犯罪行为掐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按原来的吧别改了。
刘恒不是他爹刘邦，还没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也可能他上位后并没有显示威权的一面，所以大臣敢跟他正面杠。但刘恒相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大臣反对，他也没摆出皇权的威严加以压服，而是从道理、逻辑上争取说服他们：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箻，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我听说，律法公正，判罚得当，百姓就会心服口服。再说，引导百姓向善，本来就靠官吏，官吏既然做不到这一点，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处罚他们，这么做，反而会逼得百姓更选择暴力，怎么可能制止犯罪？这样的法律，我实在想不出有什幺正当性，你们再想想吧。
皇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官员们也不都是蠢驴，再说宽刑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于是就坡下驴：
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陛下对百姓的恩情比海还深，功德无量，这境界真不是我们当臣子的能企及的。臣等一定遵旨，废除连坐法令。
这一段君臣之间的辩论，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奇葩说——这里的“奇葩”取它本来的褒义：奇特而美丽的花朵，比喻出众的人物及其言行。
当然，废除的只是一般罪行的连坐，不包含大逆之罪。比如汉文帝十六年，赵国方士新垣平装神弄鬼忽悠刘恒，事发后就被判大逆之罪，夷三族。
除了废连坐，汉文帝任上还废除了更古老的肉刑。
这事跟一个著名的孝女缇萦（tí yíng）有关。
缇萦是齐国太仓令——即管理粮食的官员淳于公的女儿。这里说的齐国，是汉文帝异母哥哥、也就是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封国，当时是刘肥的孙子刘则在当齐王。汉文帝十三年，淳于公犯了罪，不知道是贪腐还是渎职，按当时法律，齐国无权擅自处理，得将他解送长安，由朝廷定罪。
淳于公无子，生了五个女儿，缇萦最小。她知道父亲上京必受肉刑，决定孤身犯险，千里随父到长安上访，直接上书汉文帝：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齐国人都夸我父亲为官廉洁公正，现在他触犯法律，应当受刑，我伤心的是，死者不能复生，受了肉刑肢体断了不能再接，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我愿意入官府当奴婢，来抵偿父亲该受的肉刑，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满满的感动，立即下诏：
……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现行法律中有各种残酷的肉刑，比如刺面、割鼻、断足等，可是违法犯罪仍然屡禁不绝，问题出在哪儿，不就是因为我做不到以德治国吗？现在百姓犯了罪，还没进行教育就开始刑罚，有人想改过从善也没有机会了。用酷刑割断犯人的肢体，终身不能复原，实在太不人道了。我们号称民之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心吗？废废废。
这次再也没大臣反对了，诏令一下，肉刑即除。
今天看来，这事的神奇之处，不在于缇萦这样的一个弱女子怎么走完从临淄到长安的两千里路，而在于她跟随押解队伍去上访，齐国方面竟然没派人截访，而她的信也能直接上达皇帝，实在不可思议。
刘恒废连坐、废肉刑，会不会只是故作姿态忽悠百姓？
班固的《汉书·文帝纪》虽然基本照抄司马迁的《史记·孝文本纪》，但对此事也有补充，说汉文帝时期“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即断案上百件，多次都置刑法于不用。
曾经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成语，叫“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用在刘恒身上，庶几近之。
个人生活方面，刘恒可能是最朴素的帝王，后宫中吃穿用度能省则省，死前还立下遗诏，叮嘱丧事从简，严禁铺张浪费。
除此之外，按司马迁的记载，刘恒也有可能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
第一次，是他上位第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连续发生了日食和月食，这事放在今天根本就不是事儿，但在当时，可就是“天有异象”了。帝王乃天子，君权神授，天有异象，一般都认为是上天在向帝王示警：喂，你超纲了，别忘了，老天爷在看着你。
所以，刘恒赶紧下罪己诏：
……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
我以微弱之躯挑此重任，天下兴亡，责任全在我，各位大臣就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但我治国无能，使日、月、星暗淡无光，实在是德不配位。接到我诏令后，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到底错在哪里，凡是你们知道的、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
第二次，是上位第十三年，刘恒又废除了一个专门替皇帝背锅的职位：袐bèi祝官。
秘祝是秦相吕不韦设立的官职，当天下发生灾难，或帝王有了过错，该由帝王担责的时候，就将这罪过推给指定的臣子，由他来承担，这过程就叫“袐祝”。汉朝也把这制度继承过来，但刘恒觉得这样很不妥，说：“我听说，天道乃祸从怨起、福由德兴，百官做错什么，也应当由我一人承担。现在秘祝官把所有过错都甩锅给大臣们，这么做更加彰显我的无德，得不偿失，废废废。”
此后，刘恒又在十四年、十九年，两次下诏罪己，不断强调“朕甚自愧”、“朕不德”、“朕既不明”、“朕之德薄”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惭愧、我缺德、我昏庸——古往今来，你可曾见过还有哪个帝王跟他一样这么频繁自责的？
虽然这里面不乏作秀成分，但作秀自黑也是需要魄力的。
减刑、罪己之外，刘恒最让今人浮想联翩的，还是“宽言”。
上位第二年的三月，他就特别下了一道诏令，废除言论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传说远古时候，尧治理天下，特意让大臣在朝廷外面竖一旗杆，老百姓对朝廷有什么建议，站在这旗杆下面说，朝廷专门派人在旁边负责记录，这根旗杆，就叫“进善之旌”。
尧还让人在另一个地方立一块大木板，谁对朝廷有不满，都可以在上面刻字表达，也有人负责收集这些批评意见，他跟大臣们再分析研究，有则改之，无则不秋后算账，这就叫“诽谤之木”（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华表，前身就是诽谤之木）。
刘恒认为，让想说话的人有地方说话，自然就招来敢言之人。而我们的现行法律中居然还有诽谤朝廷、造谣惑众之罪，搞得连大臣们都不敢说真话了，我怎么了解自己的过失？怎么能招来真正的能人？还有，百姓中有人聚众骂皇帝，后来有人去告密，有关部门就定性为大逆之罪，实在太过分了，从今以后，“诽谤妖言之罪”一律废废废。
（眼睛好像进沙子了，容我擦一下先……）
儒家谈古明君，言必称尧舜，但尧舜毕竟是半信史时代的人物，其事迹有多少可信度，实在不好说。而汉文帝刘恒，却真真是一个零差评的皇帝。明朝的海瑞曾说过：“三代以下，称贤君者只有汉文帝。”这些话，也不是凭空溢美，都有翔实的史料为依据。
而在司马迁眼里，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一句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就是以仁德感化百姓，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说实话，文景之治到底怎么样，是否真如史家描述的那么美好，不得而知，读史当然要多个问号。但是，司马迁写史，对刘恒他爹刘邦的流氓行径毫不留情地披露，完全不顾及“本朝开国皇帝”的面子，在今天也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也就让他对刘恒的赞美，有了更大的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