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委的讨论会上，韦君宜亲耳听见彭真说：“（赫鲁晓夫）这个报告一出，斯大林一死，全世界的共产党员自由思想了。”也是在这里，韦君宜还听到了市委的负责干部们议论：毛主席说那次斯大林强迫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使他一肚子气；还有以前斯大林和蒋介石订中苏友好条约，是两肚子气。看起来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惟我独尊也是很不满意的。
有段日子，韦君宜积极组织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以为这是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意见行事的，是反官僚主义。编辑部把赞成和反对的两派意见都登出来，但显然是偏向于赞成的一面。这时作家协会正在开鸣放会，韦君宜参加了一两次，听到李又然、丁玲他们的发言，大致是对前一阶段（鸣放以前）那样整他们、批他们，把《文艺报》当一个贼窝来追查，很有意见。韦君宜在会上冒冒失失发了一次言，说听到有些人讲，在这里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讲呢？应该让他们讲。不管是丁、陈（丁玲和陈企霞），还是周、刘（周扬和刘白羽），应当有同等的发言权。让他们都讲嘛！
韦君宜的讲话引起了当时作协领导刘白羽的注意，认为她是偏袒丁、陈的。加以她在下乡时候看见乡村公共汽车对于乘客是那样不负责任，写了一篇短文，登在彭子冈所编的《旅行家》上，再加上她主持的《文艺学习》发表了那些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讨论，于是作协决定开会批判韦君宜，把她和黄秋耘两人一起进行批判，还在《人民日报》发过一个消息。
那一阶段，作协的其它工作均已停摆，天天开批斗会，当然，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批丁玲、陈企霞的，后来又加上了冯雪峰。此外还开了好多人的批判会。记得批秦兆阳，说他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目的在于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批唐祈的理由，是说他讲了我们的有些批判捕风捉影。“捕风捉影有什么不好？总是你有风可捕，有影可捉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刘宾雁、王蒙、邓友梅……与《文艺学习》编辑部有点关系的作家都成了右派。
韦君宜自己也险些划成右派。她回家把此事告诉了丈夫杨述，杨述是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杨述将此事转告了蒋南翔（韦君宜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说：“你把韦君宜调到作协，现在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韦君宜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这才使韦君宜没被划成右派。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韦君宜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被中宣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副主编，《文艺学习》必须表态。作为负责人，韦君宜被迫执笔写批判文章！两人曾经患难与共，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私下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但为了过关，韦君宜只能胡说八道，署名“朱慕光”，写完后交给黄秋耘看。黄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不曾看见人民疾苦啊。”
黄秋耘还是比较侥幸的，由于邵荃麟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给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却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王蒙，在中宣部里讨论时，杨述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
团中央也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刘宾雁、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刘宾雁是为了他的文章。韦君宜知道他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如果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却定了她一个“反革命分子”。她的丈夫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也被划成了右派。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他们都是“民青”（民主青年同盟盟员），有的还是党员，是当时学生运动里最活跃的分子，他们搞的反饥饿、反内战活动，有力地支援了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
这些人结果都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划右派时他们都还最多不过三十岁左右。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了婚。
光是为此离婚的也非止一个。清华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却没有勇气面对丈夫被打成右派，和袁永熙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文化大革命又遭到批斗，终至自杀。
相比较，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右派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实在是七拼八凑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韦君宜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做过工作，所以常去韦君宜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也是著名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的女儿，文笔很好，韦君宜从来没听到她发表过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韦君宜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几位管机关支部的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人，杨述说：“这样的言论，不够条件吧？”另一个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的言论比她更重的了。”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又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只能把钟鸿划成右派。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面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盟的主席谢雪红、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盟的章乃器、罗隆基以及自己的老党员柳湜、王翰、沙文汉……全划上了。中央比地方更厉害，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像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如果换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将他保护过关。
而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从这时候起唯唯诺诺、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开始风行。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韦君宜亲眼看见两个好朋友，一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所有定稿都是两个人一起干的。但反右风潮一来，其中一个人竞出来揭发他的朋友，说那人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结果，朋友划成了右派，他却从此青云得路，得到高升。
韦君宜因为不愿意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身上，自己也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她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改变旧世界，没想到参加革命之后，竟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她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刘白羽本人是作家，但是那一阵他在作家协会的表现真是厉害。在作家协会的一次全体大会上，他作报告说：“中国作家协会藏垢纳污，等于一个国民党的省政府！”而这个人又真奇怪，当散了会之后，你去单个拜访他，他会真的像一个作家样，跟你谈什么作品呀、普希金呀。他这么说着的时候，好像与作报告意欲将别人置之死地的人，不是一个人。
他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有次开全体会，由其中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瘆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还有一位，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这几个人，都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具体整人。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全由他负。但当时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曾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大家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的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说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办又不大好。以前，周扬还对韦君宜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实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反右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错事。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了过来。
整个一场反右运动，波及达上百万人。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只觉得冤枉。
比如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并且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泽东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说：“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1957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突然改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却突然提出“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你们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
王蒙那时才二十四岁，十五岁入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在共青团市委，大家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宣扬资产阶段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对别人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自己打自己，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深挖来深挖去，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的这个想法，其实从未实行过，自己也从未讲过，也没劝别人讲过。但是他已经供出来了，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王蒙的右派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又比如葛佩琦。这个人的问题是在“阳谋”口号刚刚提出来时，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不明真相的人会认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实际上他的原话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那意思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说一句公道话。韦君宜也一直没见过这个人，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韦君宜介绍一个老头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韦君宜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名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没想到的是，葛佩琦却低着头，“王顾左右而言他”。就因为说了一句话，就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葛佩琦，韦君宜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冤枉一生的第一号大右派！
再一个储安平，也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又再说章乃器。章是当年七君子之一，在“一二·九”运动时，北平派了陈翰伯等人当代表去上海，就是找的章乃器联系。章是一位银行家，又很热心救亡运动。他找来沈钧儒等，开成了会，搞成了大游行。后来章本人因出头搞救亡而被捕，成了闻名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这个事实上紧跟共产党的人，却在解放后划成右派，根据就是在一次发表个人意见的会议上，说了“民主党派可以跟共产党轮流做庄”，由此变成了反党头目。他们大约以为新的国家建立以后，他们这些参加建国的人，总会有说说话的一席地，等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哪里晓得只有吃饭和鼓掌的权利。那个罗隆基，也是一样。这是个大学教授，是韦君宜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他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津，韦君宜就到天津去邀请过他。罗隆基在五四纪念活动时来清华演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这个人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人所共知的她早年参加的革命政治活动。在重庆时，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往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她又跟着重庆文化界的人一起到了南京。在南京，发生过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当《文汇报》的记者，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解放后新闻界有四才女之称，除她之外，还有一个也被划成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咱们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这就被划成了右派，被认为是攻击了新社会。第三位被划右派的才女是戈扬。她本来是出名的左派，曾担任过新华社华东总分社社长，后来主篇《新观察》。她的丈夫胡考被划了右派，她背地里偷偷对人说：人们有话现在只能回家说，在办公室只能说假话。这句话被揭发出来，于是划为右派。还剩下一个逃脱“右”网的“才女”就是韦君宜，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还是说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像《八路军进行曲》的词作者公木，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韦君宜和他同一单位，都没有弄清楚，只知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到最后决定右派榜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何突出言行。大概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被打进去了。此人被打成右派后，遣往东北。多年之后，韦君宜又见到他，他在教书。见面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我把你的嘴唇，当做醇酒一杯，我捧起来吻到沉醉”。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个诗人竟因此划成右派。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色、荒淫无耻。但是黄色何以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而且作为罪行，作为撤职开除的罪状？还是没有理由。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预料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市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恶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见，就悄悄地划上了。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其作品都说成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五年光阴随意抛弃，谁也不能回答。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入监狱。总之，都受了行政以至法律处分。这些人的二十五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旧事重提，不是算老帐，图报复，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作者：韦君宜《思痛录》；改写：尔新
2020-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