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祭祖”，从来是政治行为；1994年中国举行黄帝陵公祭，有中央、地方、台、港、澳代表、海外侨胞代表参加，这是把民俗升级到民族主义兼大一统的政治行为，因为中共的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破产了，需要乞灵祖先。马英九是湖南人，跑回大陆“祭祖”，因为他的“政治根”仍在那里，需要乞灵省籍意识，假如中共允许，他可能也会去拜黄帝陵，在深层次，更是一种背向大海、回归大陆的政治宣示；但是作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一定很挣扎，本应向台湾本土包括原住民的认同乞灵、认祖归宗，可是他摒弃不了大陆，觉得那才是弃祖背宗。这种海洋与黄土的分裂，至今仍是这个海岛上的一种政治：祖先在哪里？重贴旧文《大洋、南岛与汉化——海洋文明的史前史与当代史》】
《河殇》曾有“蔚蓝色文明”一说，当年颇为标新立异，而我们身陷“黄土高原”，受困于知识的贫瘠和内陆型的封闭，以为那“蔚蓝色”独属欧罗巴，却不知近在东方的婆娑之洋上，便有一个庞大民族群体，存活在无数的岛屿上，其领域东西横跨地球一多半的经度，拥有人口一亿五千万，乃是史前便兴起的一个“海洋文明”，人称“南岛语族”（Austronesian）。
假说台湾乃南岛语族的原乡
从非洲东部外海的马达加斯加岛，到南美洲西岸外海的复活节岛，再逶迤北上掠过印尼群岛、菲律宾，直达台湾，在这浩瀚洋面上，六千年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类迁徙，称为“南岛语族扩张”，这个神秘的航海族群，是从哪里来的呢？
大洋上早已渺无痕迹，只留下“语言化石”。“南岛语族”共有九百五十九个语言，却含有相同的关于海洋、水族、热带植物的词汇，由此也引起关于它起源的种种探索和假说。一个惊人的假说，便论证台湾乃是庞大“南岛语族”的原乡，并为国际学界所接受。此说认为南岛民族由亚洲大陆而来，可能与侗傣(Kam-Tai)语族或南亚语族（Austroasiatic）原是一家，大约在六千年前分家后，到台湾来，又大约在五千年前，开始从台湾南下扩散到菲律宾群岛，主要是北部吕宋一带；再到婆罗洲、印尼东部，然后往东、西两方扩散，东至马利安那群岛(关岛、塞班岛一带)以及南太平洋，往西则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直至加洛林群岛、波里尼西亚、新西兰。
接下来，关于来自亚洲大陆何处，又延伸出“西来说”和“南来说”两种迁移路线。“西来说”指南岛语族直接由福建、广东来到台湾，“南来说”则指此族群从南中国先去了东南亚，经由越南、菲律宾到台湾。到此，这项人类学探源开始掺进现代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西来说”指台湾土著人直接来自大陆，而满足了“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欲念，“南来说”因为绕了一个弯子，便“撇开了大陆”，则支撑了“去中国化”的意愿。其实，“南岛语族”究竟来自何处，有那么要紧吗？
南岛语族被华北汉人逐进大洋
在生理学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看来，这个“南岛语族”，可能是被说汉语的华北人，从亚洲大陆驱赶到太平洋上来的，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当年华南人的孑遗。如此壮阔的史前大波澜，也被戴蒙建构成一种简略的“语言代换”过程（language replacements），可参见其名著《枪炮、细菌与钢铁》。此说基本脉络是，华北的汉语族群向南扩张，驱赶或同化了华南土著，即那里的苗瑶语系、傣／佧岱语系的族群，而后者迫于来自北方的压力，则从华南扫过热带东南亚，包括泰国、缅甸、越南、马来半岛，掀起另一波更为彻底的语言剧变，把先前曾在那里的语言统统消灭。于是，残存于大陆汉语海洋中的苗瑶语系，成为语言孤岛；南岛语系则饮恨大陆，存活于整个太平洋上。（见王道还、廖月娟的中译本，台北《中时出版》，一九九八年初版）。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有点像是把“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摆进生物、地理、环境等新学科中，做了崭新的综合和阐述，要旨无非是，地理环境、气候、物种等先天优势，注定了谁能获得农业的先机，便可独领风骚于史前，而滞留于狩猎／采集阶段的族群，只剩下灭族的份儿，其断言“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决绝，比天演论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都是言之成理的。“语言代换”写来轻松，却涉及战争、谋杀、传染病、移民杀戮土著的血腥过程，最后迫使降族采用新语言；而华夏正宗从来蔑视未开化的夷蛮戎狄，汉文明的扩张，一向也是征伐驱赶、招降纳叛、改土归流。神州自古东有九夷，南有百越，相传楚灭越，而越之子孙流落波涛大海；百越之族则遭北方华夏人挤压，亦避遁南亚，此皆为上古历史，恐怕还不是新石器时代那邈远的一万年前的波澜呢。
戴蒙以演化生物学等多学科重建史前史，也困惑于中国无数其他语言消失而只剩汉语独霸的反常。一般而言，人类学研究中，遗传的证据最有信服力，文化证据次之，语言证据则最弱，但是在中国文明的个案里，恐怕需要倒置这个顺序才行——关于中国，离了汉语和汉字，便什么历史、文明都免谈，倒也佐证了戴蒙之“语言代换”说的睿见。
史前史：蒸汽压路机式的“汉化”
戴蒙此大作，劈出第十六章专讲中国，标题设为“中国是怎么变成中国的”，从头到尾都在困惑和质疑这个庞然大物，仿佛是我们星球上一个不自然的孤例，以致于说“连问一句‘中国是怎么变成中国的？’都觉得有点荒谬。因为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中国”。
他的这些质疑，乃是今天中国人彻底失去的一种想像、思考的维度，我将其归纳为六点：
1、"百代皆行秦政制"，从公元前221年到今天，一直是中央集权制；
2、自从文字在中国地区出现以后，数千年来一直维持单一的书写系统，而欧洲的拼音书写系统虽然同出一源，今天却出现成打的现代系统，互不相同；
3、中国从来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因为十二亿中国人里，有八亿说“普通话”，这是世界上用语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另外三亿人说七种方言，不过都是跟“普通话”极相近的方言；然而一个“正常”国家，如美国和俄国，都是近代才完成统一，国民中应包括许多说不同语言的族裔；
4、中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亦即其维持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与一贯，有悖于人种遗传学。华北人与华南人，显然因所处环境、气候差异极大，而遗传差异也很大。华北人与西藏人、尼泊尔人极相近，而华南人更接近于越南人、菲律宾人。
5、戴蒙所谓的"语言代换"过程，就是"华化"（汉化），始之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南岛语族"的形成脉络如下：
华北汉语族群→华南土著
华南土著→热带东南亚土著→台湾
台湾→整个南太平洋
6、他总结：中国至少形成了两个“独立发生农业的中心”（independent centers of origins of food production），一北一南，但是只有在华北孕育出来的一种文字书写系统，所向披靡，翦灭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此乃汉文明一统天下的灵通宝玉。总之，中国的"不自然"概因"统一"得太早，也即"华化"得太彻底。
中国对亚洲三国的汉化
地理生物学所描述的这种史前史的“语言代换”风云，曾是文明史里未著一字的。所谓“汉化”，sinification，即中国文化的同化（assimilation）和扩张，西方汉学领域早有的一个说法，也译为“中国化”，对应的词是disinificaion，脱汉。汉唐两朝，中国文明强盛而远播四周，但并非无远弗届，其间自有其限制。华夏文明覆被四海，无非是汉代的武功，唐代的文治，其中有一半还归功于佛教的法力。汉化的历史积淀，即“汉字文化圈”／“中国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三国：韩国、越南、日本。
汉化第一波的兴起，应是汉武帝在公元前一百年征服高丽，佛教被立为国教，中文书写也被引进，国王还设馆教授儒学。但是中国的文官制度却在高丽无法战胜当地豪强，也使中国不能彻底控制韩国，到唐朝依然。唐朝改采朝贡制度，接受高丽的藩属地位，此宗主关系反而使汉化在韩国达到高峰，中国的技术创新、时尚、礼仪皆在韩国落地，上层社会习儒为荣，而平民阶层信佛成风。
南亚的越南，却在文化上更独立一些。汉唐之间，中国征服越南，并引进其稻米种植，北方的农业和人口增长甚为受益，越南则从中原学来灌溉技术，其农业也受益匪浅。越南对汉化，没有韩国顺遂，其区别在越南人的忠孝观和妇女地位，跟中国有明显差异，儒家的父权制（patriarchy）在此没有适宜的土壤，反而是佛教更受欢迎。中越之间的交换互利，似乎可以归结为两件大事：大米与佛教。
汉化在日本，愈加偏向佛教一端，是有意识的（intentionally）选择性吸收。西元六四六年的大化改新，模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制，日本文人皆苦练中国书法和儒家经典。奈良时期佛教更是盛极，有五大寺，后来唐朝鉴真东渡，于奈良又建唐招提寺，以及西大寺，于是有了奈良七大寺。日本直接、间接从中国传入六个佛教宗派或学派，晚唐以后自然还有禅宗传入。
综上所述，华夏泽被，皆朝东南：一个岛国、两个半岛。汉文明背后的亚洲腹地，则是游牧人的跑马场，于是“渔阳鼙鼓动地来”，盛唐嘎然而止。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的争夺生存空间，即胡汉之争，充填中华两千年史，戴蒙教授的游戏规则到此失灵，农耕人并不占便宜，毋宁是几番夷狄入主，明末顾炎武所谓“亡天下”是也，更不消说十三世纪的“蒙古风暴”洗劫欧亚，万里荆棘铜驼。野蛮人有时候也“创造历史”。汉文明在血泊里依旧有“同化”的韧力，不觉自己也被野蛮“同化”了几分，却是无人深究的。
近代化与亚洲的脱汉
东南方濒临大洋的“汉字文化圈”，到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便面临瓦解，因为近代化过程总是伴随着语言运动，连中国本土都有“五四新文化”。汉字书写系统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称为“脱汉”，在东南“三国”又大异其趣，缓急分殊。
如越南，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带来罗马拼音字母，起初也不能与汉字相抗，直到越南独立，特别是胡志明得手政权后，罗马化越南文由国策扶植，遂将汉字驱逐。在朝鲜半岛，北朝鲜情形类似北越，即共产体制于一九四九年全面废除汉字，改行十五世纪韩人自创的“训民正音”；韩国则废止不彻底，夹杂使用汉字不绝如缕，后来政府又颁布“新订通用汉字”千余字。日本又类似韩国，其文字改革初颇激进，有以假名全面取代汉字、罗马字化、限制汉字三种方案，后因混乱而终止，改由政府不断颁布“标准汉字表”，终使千余字稳定在日文里。
这种“脱汉”的情势，也是近代一股潮流，所谓“中心衰落，边缘崛起”，欧洲亦然。颇可玩味者，不只是民族主义者／共产党人在文化变迁中的操弄角色，更是文化认同抗拒的逐级递升——越边缘抗拒越激烈；而且，在一个反西方、反传统、反汉化的链条中，中国只是一个次中心，位置尴尬，却也暂时被冷战的新格局掩盖着。有一个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关系，临时替代了中国与韩、越（皆为北半部）的历史关系，而且是旧式宗主关系的复辟；而在冷战的另一侧，即“工业东亚”，三十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也是一个神话，此四地的经济发达或因缘于冷战超强博弈之偶然（如韩战），亦不过是国际资本运作的残羹剩饭，却过度解释为“儒家文明现代化”，继而又作“民主转型”的延伸叙述，其实台韩两地只具跛足民主制，而港新两地从未有过。冷战外壳褪尽，中国大陆的帝国旧姿态必然再现，当它面对破碎的“汉字文化圈”，也只能望洋兴叹，却惟有一个台湾，因为跟它的文化关系更加暧昧，而逃脱不了。
台湾文化的认宗归祖
在汉文明的地缘文化上，东亚的台湾离北京最近，政治分离殊为不易，若某种机缘凑巧，或能走掉，但它稍纵即逝，一旦错过，便只剩徒劳，其中是否也包括文化认同的抗拒呢？这是本文所感兴趣的。在这一路向的话语中，南岛语族的再发掘，自然提供了辽阔的想像空间。
一九六四年在台湾发现的“大坌坑”，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七千至五千年，绝对是文化认同的强大原初资源。哈佛考古学家张光直诠释：“在中国有两群早期农业文化平行发展：一为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另为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前述戴蒙教授已指出，一个农业发生的中心，便意味着一脉文明，台湾岛与整个华夏文明，竟平起平坐了，令对岸的“统一”话语霸权大打折扣；设若一个庞大的海洋文明在台湾找到了“祖庭”，这个岛上的总统再去“遥祭”远在陕西的黄帝陵，就有点勉强了。
但是，关于台湾文化上的“认祖归宗”，又有时间上的另一种“遥远”：调头转向认同那万顷碧波里的南岛语族，自然是台湾原住民的归宿，可对于无论四百年前，还是六十年前来到此岛的两拨大陆族群来说，也似乎有点勉强。这遥远，是四百年与七千年的距离；或许，把南岛族群赶出大陆的，恰是四百年前过来的那个族群的祖先，即华南人呢？而七千年前就分叉了的两个文明，是不能由你任选一个的。
“去中国化”，是否即指台湾人要去走一趟“脱汉”，即“汉字文化圈”那三国曾走过的路？能走得通吗？把文化认同当作政治分离的铺路石，是一件斩筋拆骨的事情，末了也只能构筑一座海市蜃楼；将汉字书写系统，当作中国“大统一”的替罪羊去攻击，纯属幼稚思维。还不要去说，一个族群抛弃它唯一拥有的一个书写系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即使看一看韩、越、日三国的前辙，便知轻率拆卸文字书写系统（“文字改革”）的后果是什么，如韩国人的后代，已经无法阅读他们祖先的典籍。“脱汉”后的韩国，还生成一种“黑色幽默”，近年来不断跟中国人争夺汉文化“祖宗品牌”的专利权，声称诸如活字印刷术、针灸、围棋、粽子，甚至汉字，都是他们发明的，而引起被民族主义充分喂养的中国愤青们暴跳如雷，唯有令人喷饭而已。
连雅堂曾有“美丽之岛，婆娑之洋”一语，真乃画龙点睛。这个岛屿，面对一座大陆，背靠一片大洋，夹在中间，这个位置就是痛苦。一个是她无法抛弃的根柢，一个是被她遗忘了几千年的起源，两厢都由不得她。然而，不偏倚一侧，取两厢之利，方为上策，如何运用中华文明滋润的智慧，拆解大陆的欺凌，回首亲昵那无言的大洋，即善用“南岛关联性”，重构“南岛共同体”，她才美丽得起来。
附：
20230320
〔自由时报即时新闻／综合报导〕前总统马英九将于3月27日至4月7日赴中国祭祖，预计将访问中国多座城市。民运人士王丹指出，马英九要“奉召北上”了，从副主席到前总统，国民党组团北上觐见习团队的热潮达到新高度，这也是习近平最需要的“登基贺礼”。
王丹表示，马英九是中华民国前总统，但现在已成为中共朋友和统战对象，朝拜一个举世公认的流氓政权、讨好一个不允许谈论人权与自由的政府，这对曾经标榜人权自由的马英九来说，已是个盖棺论定的晚年悲剧。
王丹指出，马英九“北上”具有重要意义，代表中共对台湾的企图心已进一步强化，对台野心已迫不及待，已经开始做一些很具体的安排和面试了。王丹呼吁，台湾人应该要有危机感，绝不能让香港的悲剧在台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