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中苏边境战事突发，由于兴凯湖劳改农场位于中苏边境，处于敏感地带。于是，北京公安五处将这些劳改犯用闷罐遣送到佳木斯、鹤岗、汤原等所谓的内地。也就是在这年的五月母亲生了我的小妹妹。父亲在连队劳动改造不能回家，九岁的我稚嫩的肩膀只好担负起照顾母亲月子重任。当时粮食紧张副食馈乏，母亲奶水不足，为了给母亲增加营养，我一不做、二不休将家里仅有的两只大公鸡杀了。
弄了一身鸡血的我一到学校有的同学说我杀人，就被扭送到管事的老师绰号叫“姜大白话”那儿。经过他的“认真审讯”，我“交待”杀鸡的全过程。他让同学看着我，箭步如飞地跑到连部汇报去了。要知道，那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每家只允许养四只鸡，两公两母，一个不能多也一只不能少。
我还跟没事儿似的，哪知这下我可闯了大祸。时间不长，“姜大白话”带着几个臂挂袖标的下乡知青到我家，搜出两支褪了毛还没来得及做熟的“白条鸡”连同我一块儿带到连队食堂。父亲被从工地上揪了回来，拄着拐一瘸一瘸地被驾上台子，双手举着没有一点血色的白条公鸡。在各个地方干活的下乡知青和本地职工很快被召了回来。就这样，一场批判任凤鸣“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批斗会开始了。
连队指导员手捧红宝书跳上台子，首先背颂一段毛主席语录。之后点着我父亲的鼻尖“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开了场：你这个牛鬼蛇神不接受改造，还沾有小资产阶级享乐思想，不但破坏抓革命、促生产，还教唆子女去破坏，象你这样的五类分子，就要坚决把你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在他的“组织”煽动下，会场上群情激奋，你三言我两语，有的上台煽父亲耳光，有的用脚踹父亲的腿，更有甚者从台下用铁丝一边拴上两块砖挂在父亲的脖子上。
这还不算完，这时“姜大白话”指着人群中的我说：任长杰，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不然你也没有好果子吃。我看着父亲汗如雨下的脸颊，看着父亲弯如箭弓的腰背，看着父亲无耐无助的眼神。一种亲情和怜悯化作泪水涌出我的眼窝。但是，我渺小的亲情和怜悯怎能感动那个疯狂时代疯狂的人呢。随即我渺小的亲情和怜悯被那个疯狂时代淹没了。一连串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童声在众目睽睽这下表白出来了：任凤鸣，你这个坏分子，我没有这个你爸爸，我要和你划清界限……
批斗会开了近两个小时终于结束了，父亲又拖着疲惫的身体被强制劳动改造去了。那两支大公鸡当然母亲没有口福去享用。据说成了连队革命领导晚上下酒的上等佳倄。
父亲已经过世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那件事，总有丝丝的愧疚。父亲，那时的事儿由不得我，你在天之灵能原谅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