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美国媒体首次用“脱钩”（Decoupling）来形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以来，“对华脱钩”已经成为了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发展的一条隐约暗线，并从美国向欧盟、英国、日本、韩国、澳洲等众多国家蔓延。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中国被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脱钩的过程进行持续跟踪研究，安邦智库（ANBOUND）宏观研究团队发现，这种脱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变化。就其发展而言，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政府脱钩、企业脱钩与市场脱钩。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世界与中国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深入的脱钩，中国与世界经济将被真正隔绝开来。这将是最坏的情况，也是中国必须尽力避免的情况。
第一个层面是政府脱钩。政府脱钩主要指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等国家机构在政治层面推动的对华脱钩行为。同时，美国政府和政客往往还会联合盟友共同行动，将政府脱钩扩展至盟友国家，成为更多国家的政府行为。
从川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政府更替虽然在各个领域发生了变化，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没有变，重构对华经贸关系的方向也未变。不过，与川普简单祭出关税大棒不同的是，拜登政府更多通过系统的、多边的“围剿”行动，来重塑中国周边和国际经贸环境。一方面，拜登政府默认了川普时期留下的对华关税，并未升级也并未取消；另一方面，美国又在区域层面搭建“印太经济框架”、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等平台，并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
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在不同层面上主动或被动加剧了中西方的隔阂与分歧，并促使欧洲、澳洲和日韩等美国盟友比过去更积极地参与到对华关系调整中来。例如，在美国主导下，美、日、韩三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芯片四方联盟”，旨在将中国中国排除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在此基础上，2022年5月，美国主持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寻求在亚太地区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友岸集团式供应链，形成部分去中国化的供应链。
2022年5月，美国主持启动了“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寻求在亚太地区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友岸集团式供应链，形成部分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资料图片）
作为美国长期传统盟友，欧洲国家被卷入了对华脱钩浪潮中。不过，与美国不同，欧洲在对华关系态度上呈现了更多内部矛盾。一方面，随着拜登政府推动“回归跨大西洋同盟”，欧盟与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加上俄乌冲突的教训令欧盟开始反思对华依赖，欧洲各国开始在对华经贸合作方面进行调整，并试图通过在高科技等领域对华脱钩来确保战略自主。例如，2021年，欧盟基于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对中国有关个人实体实施单边制裁。随后，欧洲议会更是直接取消了中欧投资协定审议会议，将该议程冻结。
但在另一方面，以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Leyen）为代表的欧洲政要在接连访问中国后，又明确表达了反对彻底对华脱钩的看法。例如，德国总理朔尔茨就表示，“脱钩是完全的错误”，“德国必须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开展贸易”。可见，与美国相比，欧洲在对华关系中的意图更加务实。尽管与美国维持着紧密的盟友关系，但欧盟在对华问题上不会对美国亦步亦趋。尽管如此，中国与欧洲间在地缘政治层面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双边关系间的“离心力”仍然不容小觑。
第二个层面是企业脱钩，这指的是在政府的限制和制裁下，各国企业被迫减少或中断与中国经贸往来的行为。例如，近期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在追踪了台积电、三星等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动向后指出，按照当前趋势，到2025年，中国中国在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中的占比将从2021年逾80%，下降至少10-20个百分点；手机生产占比则将缩减15个百分点。分析师指出，这种转移对于企业自身而言无疑代价高昂。但在美国限制跨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能力的背景下，这种代价也是无可避免的。
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全球企业对中国的态度。尽管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对跨国企业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但来自外国的政策压力和引力也在与日俱增。例如，通过《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美国政府为投资美国的半导体、新能源等高精尖科技企业提供了高额补贴。
同时，欧美国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严格的关税壁垒或准入限制，在客观上迫使更多企业将供应链迁出中国。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一定冲击，这促使企业反思在供应链上过度依赖中国的弊病。俄乌战争爆发让企业看到了地缘政治事件对跨国商业活动的毁灭性打击。在此背景下，当企业重新审视不断恶化的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时，会担心自己在中国面临类似风险也就成了自然之事。
第三个层面是市场脱钩。所谓市场脱钩指的是由于担心违反美国及其盟友的对华制裁与限制，以企业为主的市场主体自发减少从中国购买的产品或缩减与中国的生产合作，其结果是国际市场主动减少与中国企业和市场的联系。从经济上看，市场脱钩是世界与中国脱钩的最深层次，对中国的经济威胁也是最大的。
近日，戴尔电脑（Dell）创始人迈克尔·戴尔（MichaelDell）首次公开承认，戴尔公司的“去中国化”进程是在回应客户的要求。他指出，戴尔公司的客户正要求该公司分散零部件采购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主要原因是中美地缘政治关系正变得愈发紧张，而新冠疫情此前也暴露了半导体等零部件生产中断的风险。同时，中国台湾企业纬创资通日前发布公告称，计划结束泰州地区工厂的运营。其公告显示，虽然本决定与泰州工厂的连年亏损有关，但同时也与全球经贸局势和客户需求变化有关。此外，在中美博弈最激烈的半导体领域，全球客户的担忧也在日益升温。2022年末，有媒体曾报道，美国半导体客户正在拒绝来自中国的产品。他们要求，即使是由韩国国内半导体工厂设计的产品，也要提供不是由中国代工厂生产的“原产地证明”。
可以看到，全球范围内的对华脱钩进程，正逐渐出现需求端和下游市场倒逼上游生产的趋势。从上述案例可见，在地缘政治因素和供应链重构浪潮推动下，国际市场开始有意识地避开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脱钩行为，无疑比美国政府和政客推动的“去中国化”进程破坏更大。在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看来，一旦来自终端客户即市场层面的“去中国化”成为趋势，世界市场系统性规避中国的态势将被固化。
如果生产端和需求端的“去中国化”需求彼此应和、彼此推动，则很可能形成某种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全球企业推进对华脱钩的步伐，势必将大幅加快；在来自产业界的阻力减小后，欧美各国在政府层面的对华脱钩能力，恐怕会大大加强。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国际市场的脱钩倾向，无疑格外值得高度警惕。
最终分析结论：
从政府、企业到市场，世界与中国的脱钩正在多个层次进行。如果中国在三个层次都出现了大规模、系统性、深入的脱钩，这将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真正区隔，中国要尽量避免这种最坏的情况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