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分析中国未来经济走向，可能要经历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图为示意图。
2023年4月20、21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社会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在深圳蛇口“2023中国前海企业家峰会”发表了“在不确定性时代寻找确定性”的主题演讲。在分析中国未来经济走向时，他提出“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个并非短暂的经济收缩期”。
孙立平说，“我觉得在今后的若干年当中，我们会面临着一个时间可能不短的经济收缩期”。
为什么会这样？他讲了三点理由：
第一个理由，就中国来说，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孙立平认为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改革前是匮乏阶段，那时候什么都缺，缺吃的缺穿的。改革之后我们首先经历的是基本生活补课阶段；然后进入经济增长的时期，就是八十年代后期，进入三大件（彩电、冰箱、洗衣机）为主的阶段，这三大件催促了中国经济的又一轮发展；但到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又出现了问题，三大件也差不多了，那时候三大件全国开工率不到30%，消费疲软、内需不足这些词就是这个时候提出的，就是九十年代末东西卖不出去了，于是就有了三座大山，开始改房贷，自己买房，开始改教育，让你自己花钱，开始改医疗也得让你自己花钱，这样就进入了一个增长更快的时期，进入了房子汽车的时代。中国这一段的经济发展是最快的时期，基本上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但现在房子汽车已经到头，房子大家都知道现在基本是过剩，汽车去年产销量是2700多万辆，天花板大约就是3000万辆。
这一次意味着大规模集中消费推动的增长已经结束。
孙立平说，“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赶超型的国家，赶超型的国家就是这个特点，人家用10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个路，我们可能用30年的时间走完。走完了之后咱还能不能再走出一个高潮？房子汽车之后的高潮是什么？再者，这刚跑完100米，又跑一个100米，还没喘气，又跑100米，说你再来100米，跑得动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过去持续了几十年的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意味着什么？孙立平认为至少意味着两点：
第一，像过去那样每一个阶段都有鹤立鸡群的主导产业可能没有了。不是说中国今后没有主导产业，但像原来那样鹤立鸡群，占到整个经济很大一部分的主导产业，可能不会有了；第二点，在过去，中国的企业只要能跟上风口，怎么都能挣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房地产时代房子只要造出来，就不愁卖不出去，但是今后这样一个阶段，这样的现象将不复存在。“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要面临的第一个变化。”孙立平说。
孙立平指出，在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是低于GDP增长的，这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很快，推动了后来的消费。后来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快于经济增长了，如果政府能够用这么快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来把社会保障搞好，来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中国下一步就能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进入一个常规性消费的阶段。但问题是钱拿走了，社会保障没搞好，这样就使得之后的阶段可能就要更为困难。
第二个理由，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环境。
孙立平说，世界上那些发达国家都是从贫困的状态开始发展起来的，这可以说是一个规律，如果一个国家要想发展，对外不打仗，对内不搞阶级斗争，一般来说，30年都能够到一个不错的发展水平。但是到了这个水平之后就是一个天花板，现在中国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国际形势好一点，比如说技术合作、出口情况好一点，现在遇到的困难可能要小一点。
但现在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它叫做大拆解的过程，这是我去年4月份提出来的。现在人们用‘脱钩’这个词，但‘脱钩’只是一个局部性的、技术性的概念，‘大拆解’则是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概念，两个逻辑不一样。如果我们把当今世界的变化理解为‘脱钩’，很多事情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全球化之后，一个重新的拆解和重组的过程。”孙立平说。
那么，拆解是沿着什么主线来拆解什么东西？
孙立平认为大体上来说有三条主线。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世界格局，虽然也有矛盾，也有冲突，但总体来说，斗而不破，谁也不至于掀桌子。为什么？因为这里头有几种重要的依赖所形成的基础，谁也推翻不了。依赖的重点有三条：第一，欧洲对俄罗斯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第二，欧洲、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第三，中国、俄罗斯对美国西方高科技、高端设备，甚至金融经济的依赖。原来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这种依赖的基础上，谁也离不开谁。
但是，这几年所做的，就是拆解依赖。现在拆到哪一步了？首先是能源依赖的拆解基本完成。俄乌战争之初，俄罗斯说欧洲要离了俄罗斯的资源离开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就活不了，但是现在怎么样？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最强的是德国，德国2023年1月1号宣布把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停掉。不买，怎么样？也没怎么样。欧洲去年经济还不错，今年好像还能超过去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说拆不了的这种神话已经被打破。第二个是产业链的拆解，第三是科技依赖的拆解正在展开。这中间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产业链的拆解。
产业链究竟有没有可能拆解？现在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孙立平说，“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把它叫做临界点，就是产业链的转移、企业的外迁有没有一个临界点？如果有临界点的话，现在到没到临界点？或者说如果没到的话还有多久到？在临界点之前，一个企业要往前走，千难万难，因为它是镶嵌在产业链里面的，但是一过了这个临界点就顺理成章。”
那怎么看这个临界点？孙立平觉得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来说，打个比方说，组装一个打火机，假如需要二十五个零件，原来在半小时车程范围内，这些零件都能找得到，这应该是非常好的产业链了，成本会很低。如果搬到一个地方，只能找到五个零件，虽然别的条件都很好，税收等各方面都很好，但是现在附近只能找到五个零件，剩下十几个零件不知道到哪去找，或者路程很远，成本很明显增高很多，这就是在临界点之前；但假如说二十五个零件的话，已经能找到二十几个，剩下的再稍微多花点钱也能找到，但是人家的政策环境还比你好，那就说明已经过了这个临界点，这个企业往哪儿搬那就很容易了，这是客观的原因。而主观方面，就是人们的一种感觉。因为很多企业尤其小企业，它不可能做仔细的研究，人云亦云，就形成一种氛围。
孙立平说，能源依赖这第一个神话已经破灭，过了临界点了，现在要考虑第二个神话，也就是说世界依赖中国的产业链这个神话会怎么样，会不会也会破灭？最近这一两年的时间，每一个重要的企业搬迁，其实客观上都是一次压力测试。你不是说离不开吗？人家搬走了，怎么了？所以为什么现在一些国外企业的口气越来越硬了，就因为它发现不像原来想的那样，一离开中国就活不了。可能现在不如原来的好，但是比较安全，未来的前景会比较好。
孙立平指出，在大拆解的过程中，不同国家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会面临供给的问题，而中国会面临的是需求问题。这次俄乌战争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不说高科技的武器，就是一些常规的炮弹，现在看西方储备的不够，生产能力也不够。库存空了，说我出钱，谁能帮我到国际市场去买。这是西方面临的问题。而之前口罩也好，呼吸机也好，也表明他们面临的是这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瑞士信贷有一位分析师讲过一句，他说未来很多东西我们得自己生产了，这就是说西方面临的供给的问题。但是中国相反，中国面临的是需求的问题，这需求的问题还不是说老百姓的购买力强不强、收入高不高的问题。问题是，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我举个例子说，中国生产鞋最多的一年是多少双？106亿双。世界上平均起来一个人一年能穿多少？两双。那也就是说世界上七十几亿人口，需要的就是150亿双鞋。中国人需要多少？一年需要的是20多亿双。那么，我们靠自己来解决世界工厂的生产能力的问题，10多亿的人口解决106亿双鞋，一人差不多要穿十双。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大拆解的时候，中国面临的首先是这个问题。”孙立平说。
第三个理由，是疫情的疤痕效应。
疫情的疤痕效应这个概念是美国的一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意思是，疫情的影响不会很快的过去，就像留在你身上的伤疤一样，要存在好长的时间，包括对人心态的影响，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对企业的影响。
孙立平说，“原来我虽然强调说疫情的影响可能不是短期的，但是还真没想到这事儿这么大。最近我看到不少网友的分享，说生活的理念的改变，包括对消费习惯的改变，疫情让人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人们会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
一个人会去想，我差不多每天晚上十点下班，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接着又上班，出去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我就这么来挣几万块钱，值当不值当？还有人说，我要更重视生活的本身，有人说凡是不是必须的就不买，凡是有便宜的就不买贵的，凡是能用的就将就着用，手机从原来一年换一个，现在大概两年换一个，这些影响非常大。刚才讲日本所谓失去了20年也好，30年也好，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们心理的变化，为了还债，我尽可能少消费一点，我不应该被那么多的债务压着。那么对整个的社会来说，它进入一个什么社会？低欲望社会。”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孙立平认为，中国未来可能要面对一个时间并不短暂的经济的收缩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