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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唯一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 被周恩来定为叛党

—上将阎红彦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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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中共上将阎红彦是文革中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自杀的省委书记。

据《岁月无痕“党有恨”中共上将阎红彦自杀了》一文记述,1966年,中共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开锣登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批判,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陷入深度迷茫。他感叹:“淮海战役都没有这么复杂和困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瞬息万变,乱作一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组会议上,阎红彦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小心翼翼地表达了对文革的困惑。声音传到了最高层。

10月9日开到28日,毛泽东北京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等人召开了一个整邓小平黑材料的小会,阎红彦和昆明第一书记赵增益曾是二野三兵团老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有人揭发邓在淮海战役中动摇,被阎红彦和赵增益顶回,捅了马蜂窝。

很快,阎红彦被康生列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指使北京“红三司”南下云南,揪斗阎红彦。11月,北京和昆明的街头都贴满了“打倒‘三反’分子阎红彦!”、“阎红彦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大字报。各种大小批斗大会,阎红彦被轮番揪斗,有一次被连续批斗11小时。

1967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定,中共党媒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接着,云南当地的一百多个造反派组织掀起了批斗狂潮,勒令阎红彦必须到会接受揭发批判。1月4日,云南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为保阎红彦一命,将阎红彦接到了军事秘密基地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被抄家,省委书记赵健民被昆明造反派武装批斗游街。1月7日清晨,造反派闯进云南省军区勒令立即交出阎红彦。下午8时左右,秦基伟秘书传字条给阎:“我的处境很不安全。”阎红彦此时才感到泰山压顶,同时,阎还得知,叶剑英对于他的处境也无能为力。

最后压垮阎红彦的那根稻草,是他与陈伯达的电话通话。

1967年1月8日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阎红彦接起了由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的陈伯达的电话。对方盛气凌人:“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过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气恨交加,指责陈:“我就不承认你是代表中央讲话!‘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此时的阎红彦依然天真地认为造反派、陈伯达、江青代表不了“伟大”的毛泽东、党中央。愤懑与不解、屈辱与绝望,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阎红彦活下去的勇气。黎明前4点多钟,阎红彦被发现服药自杀,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

在阎红彦身亡后一周内,1967年元月1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各大区和省委书记会议,会上周恩来是这样定性阎红彦之死的:“阎是一肚子不满情绪,群众起来后,叛党自杀。”

在谈及陈伯达和阎的电话通话,周恩来如此评价:“叫阎红彦出来见群众,陈伯达打的电话,阎听后,问周兴怎么办?周说,睡觉吧!明天再说。我们这里急如星火,他们不负责任,如此威风,吃安眠药几十片后就自杀了,这么大的事情,用这个态度,不但是压制群众,而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领导,自绝于党和人民。”

中共给某人盖棺定论的时候,往往要铇人祖坟来佐证结论的正确性。为了把阎红彦叛党定性砸实,周恩来说:“他的父亲抽大烟,他的老婆是个封建婆,她不请教主席,她不读毛主席的书”,“上不请教主席,又不自我批评,势必走到反党道路上去,他给他父亲鸦片烟吃,革命干部的父亲,为什么给鸦片烟吃?反高岗后,阎背上包袱,平时也只抓生活,不抓阶级斗争,思想历史根源如此,必然走向绝路。”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阎红彦主持了“平反”。

《岁月无痕“党有恨”中共上将阎红彦自杀了》最后说:“中共不仅镇压反革命,也要镇压当初的革命者,这是党性的需要。打倒与平反,全在中共的转覆手之间,过程中时光、生命尽在流失,岁月无痕‘党有恨’,中共播种下的斗与仇,却在中国人的空间场中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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