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戚本禹晚年写过一本回忆录，谈到他在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提到两件事，是颇有点得意的。一件事是参与《毛选》的编辑、校对，负责标点符号的把关，被大家认可，都叫他“戚标点”。
他的另一项工作，是为毛伟人收集信息，他编辑摘录的资料，毛看得最多，画圈最多，以至于中办领导特意对有大学学历的人说：“你们要向戚本禹学习，他送上去的报告总能引起主席的注意，而你们的东西总给退了回来，这多浪费啊”。
回忆录发表后，当年同戚本禹共过事的中办秘书，都说他编造谎言，添枝加叶，自我吹嘘。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加以驳斥。
但有一条不能不承认，戚本禹比其他秘书，更善于揣摩上意，投上所好。
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阶级斗争提上了议事日程，从长时间不讲变成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政治嗅觉灵敏的戚本禹，从伟人阅读的书目中发现毛在看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其中就包含《李秀成自述》。戚本禹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写作方向，于是也找来相关文章深入研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戚本禹决定从李秀成的自述入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写一篇震动史学界的翻案文章。写作时，戚本禹刻意模仿毛的文风，在遣词用句上，下足了功夫。文章写成后，在1963年元旦前寄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并在稿子前面附了一封信，说明写作动机，是在看了有关太平天国的话剧后，认为对李秀成被捕后的描写不符合历史事实，因而写了此文。认为李秀成被捕后所写的自述，是一篇投降书，是他投降变节的有力证据。
编辑丁守和看到来稿后，觉得文字清楚，讲了些道理，可以发表。从寄稿的信封上看，作者来自中共中央办公厅。丁守和将自己的编辑处理意见上报了主编黎澍，黎澍表示同意，并提醒说戚本禹既然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排印后可送田家英一份，请他看看，也送罗尔纲一份，听听他的意见。为此，丁守和曾打电话给田家英，问他对戚文的意见，田家英回话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大家进行探讨，总是有益的。还说戚这个人不是好东西，可以压一段时间再发。所以稿子一直拖到第4期，才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牯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发表出来。同期发表的文章，还有罗尔纲写的《关于李秀成自述考证的几点说明》。
戚文发表后，反应不一。不久，中宣部有领导表态说，对农民革命的英雄人物不要轻易否定，并要近代史所开个会澄清一下。
这位中宣部的领导就是副部长周扬。周扬主持召开了学部、近代史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的会议，专门讨论戚本禹写的评价李秀成的文章。周扬认为戚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说：李秀成无论如何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对历史人物，不能按共产党员的要求。即使是共产党员，动摇一下，最后被敌人杀掉了，也不能认为是叛徒。糟蹋了这个人物，第一学术上站不住，第二政治上不利。
周扬在会上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由中宣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然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
考虑到刘大年文章的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可以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
其实，不单是周扬，史学界的许多著名学者，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等，也都对戚本禹的文章持批判态度。
在随后召开的北京史学界人士座谈会上，翦伯赞对此作了系统发言。
翦伯赞认为：“李秀成在太平天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在国内外的名声都很大，作为历史上的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评价应当慎重，应当看主流，看大节。是‘伪降’？‘真降’？还是‘争取曾国藩共同反抗外国侵略’？都不要轻易做结论。”他特别反感戚文盛气凌人的态度，他说：“共产党员应当虚心，应当学会平等待人，不要因为自己学了几句马列主义就盛气凌人！”
而此时，戚本禹正在闭塞的冀东农村做调查，对北京的讨论一无所知。等到他回到北京后，才知道自己的文章不被认可，这使戚本禹非常紧张，惶惶不可终日，只好认栽，准备写一篇检讨文章收回自己的看法。
检讨文章尚未发出，形势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转。有人找到戚本禹，口头传达了上面对李秀成是否投降变节的十六字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终，不足为训。”传达者还说：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戚的文章正好针对了这个现象，为党立了一功。
这让戚本禹一扫萎靡之状，立刻精神抖擞，又写出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变节行为》，明确提出了叛徒问题，在史学界产生了更大震动。戚本禹也随即摇身一变成为学界明星，受到了上面的重视。
此前，戚本禹的职务是中办信访科科长，现在一看，显然有点屈才。于是将他纳入住在钓鱼台写“九评”的理论班子，同时，《红旗》杂志总编陈伯达也揣摩上意，将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担任历史组组长。可别小看了这个组长，它比许多大报的总编还大。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戚本禹的地位急剧上升，取代田家英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同时成为文革小组成员之一，排名在姚文元之前，一下子成了中央首长。这一年他35岁。
因为升迁太快，戚本禹不免得志猖狂，以为可以呼风唤雨，于是恶性膨胀，到处发号施令。那段时间，戚本禹说话口气非常大，一副居高临下的派头，许多初出茅庐的小年轻都把他看成统帅，喊他“戚大帅”。
非但如此，就连老资格的理论家陈伯达，也让他三分。殊不知，这正好替自己埋下祸根。
一九六七年四月三十日，陈伯达对国务院联合接待室全体人员讲话时，开场白就说：“我的上级是戚本禹同志，再上级是汪东兴同志，我这个老百姓是归司令官管的，他今天叫我来跟你们这些人民的勤务员见见面，所有的问题请戚本禹同志回答，我就请这个司令官上任”。
“戚大帅”也毫不客气，随即发表了长篇讲话。开场的口气就很大：刚才听了很多情况，我负责把这些情况回去向小组反映。还有你们对接待站工作上的意见，这些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同志、汪东兴同志都在，他们会负责解决的。
这人一旦利令智昏，便不知分寸，戚本禹居然把汪东兴都当成下级，安排起他的工作来了。
据阎长贵说：运动初期，中办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也分成对立的两派。戚支持一派，汪支持一派。戚派甚至写出过《汪东兴的屁股摸不得吗？》这样的大字报。
当时的“戚大帅”可谓威风凛凛。但他其实也弱智，竟然没想过这是在找死。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的王、关、戚是坏人，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他对杨成武说：“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不过，当时并没有抓戚，还想争取他一下。因而，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没有动戚本禹，还让他发了言。
王力、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宾馆审查后，原来找他们的造反派都转过来找戚本禹了。对此陈毅说：只抓王、关不抓戚，等于没抓。不抓戚本禹，党心不服；军心不服；人心不服。
半年后，《红旗》杂志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员群起攻击戚本禹，不久，同王、关一样，戚本禹也被宣布“请假检讨”，但处罚重于王、关二人，直接送进了秦城监狱。
到一九八〇年“两案审判”时，王、关被开除党籍，但免予刑诉，随即释放。而戚本禹不但被开除党籍，还被判处了18年有期徒刑，就因为他跳得最凶，整人最凶。
2023-06-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