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以色列直视大屠杀
这是奥许维兹星球的记事……这个星球的居民没有名字，他们没有父母也没有孩子……他们不在那里出生也不在那里生育……他们既不依照这个世界的法则生存——也不依照其法则死亡。
──叶赫尔．迪—努尔（Yechiel De-Nur），艾希曼审判时的证词
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钟，以色列国会议场挤得水泄不通。总理本—古里昂显然有前所未有的消息要传达给全国人民。聚集在会场内的人等待聆听总理要说什么，空气中洋溢着兴奋期待之情。
本—古里昂走向讲台，开始演说：
我必须告知国会，纳粹头号战犯，与纳粹领袖共谋消灭六百万欧洲犹太人，要为所谓最终解决方案负责的阿道夫．艾希曼，在不久前被以色列安全单位查获。阿道夫．艾希曼已经在以色列监禁中，不久将依惩治纳粹分子及其合作者的法律接受审判。
语毕，本—古里昂离开讲台，走出了议场。
厅内一片静默。每个人都在努力消化这个重大消息与其意义。以色列终于将从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计划策动者之一身上，获取到一点公平正义吗？数百万人惨遭谋杀与虐待，送进毒气室并烧毁或活埋，一百万孩童被纳粹种族屠杀机器斩断了生命，如今终于有人要为此受到惩罚了吗？丧生的锡安主义大会代表，场内许多人和以色列社会中数十万其他人的兄弟姊妹、父母与伴侣，有人将为他们的死负起罪责了吗？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纳粹党卫队的Obersturmbannführer（中校），也是大屠杀的规划者之一，在通过最终解决方案的万湖会议中扮演要角，而且在他被捕之时是仍在世的纳粹军官中位阶最高的。战后多数时间他都以假名生活在阿根廷。而现在摩萨德（Mossad，以色列安全单位之一）不仅找到他、逮捕他，还将他偷运出阿根廷，送到了以色列。
这简直超乎想像。然后，好像在延续六十三年前赫茨尔在巴塞尔获得的十分钟欢呼鼓掌，议场内的人真情流露地爆出如雷掌声，震动了整个议场。
不难预料，世界上多数人并没有为此喝采。谴责声浪从全球各地涌来。公然庇护纳粹的阿根廷官员声称，以色列的行动“是受普世人类全面谴责的政权典型的手法”。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一三八号决议，直指以色列侵犯了阿根廷主权，并警告未来的类似行动会削弱国际和平。美国、法国、英国与苏联亦同声谴责以色列。
阿根廷百姓以政府的反应马首是瞻，对阿根廷犹太社区展开反犹暴力攻击。《华盛顿邮报》与《纽约邮报》都刊出谴责文章，《基督科学箴言报》则指出，以色列决定“针对在以色列境外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进行裁决，与纳粹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德国出生或德裔人士的忠诚’，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殊无二致”。《时代》杂志则莫名其妙地称本—古里昂的行为为一种“反向种族主义”（inverse racism）。
以色列并不却步，在追求正义的驱动下持续进行。本—古里昂还怀抱教育目的。以色列年轻人成长的社会，至今一直避免面对大屠杀。总理相信，此时该是公开面对过去的时候了。“以色列的青年应该了解真相，知道一九三三到一九四五年在欧洲犹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于是，以色列采取大胆行动，对于在以色列建国前于另外一块大陆发生的罪行伸张司法权，对在第三国擒获的谋杀犯——象征纳粹政权的艾希曼——展开审判。这一次，看守者是犹太人而不是纳粹。这一次，不是犹太人被困在刺铁丝网后方，而是被控诉的纳粹党员在犹太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在犹太法官组成的法庭里，坐在一个防护玻璃罩的后面。
艾希曼的审判，是以色列社会首次共同面对纳粹暴行的恐怖细节，以及从欧洲地狱幸存的以色列人无日或忘的梦魇。但是纳粹的大屠杀已经不只一次影响了以色列的政策。早在本—古里昂发布消息震惊国会全体议员的近十年前，以色列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就在一九五一年展开谈判，就德国为大屠杀期间残害犹太人的行为给予以色列金钱赔偿达成协议。战后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尔（Konrad Adenauer）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七日说，德国“已经准备好了，将与犹太人代表，以及接收了许多无家可归的难民的以色列国家代表，共同就实质补偿问题达成解决方案”。
以色列竟愿意和德国政府谈判的消息，让原已从政治生涯退隐的贝京重出江湖。他本来已离开公共舞台，至少暂时如此。可是当本—古里昂宣布他将针对赔偿问题向国会提出动议时，贝京的长年伙伴呼吁他出面，因为他们深信只有贝京（他仍是国会成员）最能清楚传达与德国人达成任何协议都是万万不可之事。在他们的认知中，赔偿问题也为贝京提供了重回政治场域的机会，而且不是以本—古里昂轻蔑不屑的对象重回，而是为犹太人发声，对本—古里昂抛弃他对犹太历史与犹太荣誉感的责任提出控诉。
父母与兄长都遭纳粹杀害的贝京发动了猛烈攻势，抨击本—古里昂和以色列竟可能接受德国人金钱补偿的想法。他愤怒地指出，只要有一丝一毫自尊的犹太人，都不可能考虑与德国人谈判。
在后续的辩论中，贝京指出：“他们［政府］即将与德国人签署协议，并认可德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他们真正的面目：用獠牙吞噬并消耗我们民族的一群狼。”
贝京可说是以色列当时最出色的演说者，成功激起以色列社会多数人的热情。以色列大报《晚祷报》（Ma'ariv）刊出一则漫画，描绘一名德国人拿着一袋被血浸染的钱，伸出手臂要拿给一个以色列人。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的《自由报》（Herut，贝京所属政党的报纸）头条这样质问：“一个烧伤的小孩我们可以拿多少钱？”
本—古里昂一本他向来的务实精神提出反驳，指出一个经济繁荣的犹太国家会引发国际上的敬佩，而犹太人守护其荣誉的方式不只一种。本—古里昂知道以色列经济已经在崩溃边缘。政府已实施粮食配给，能让以色列自立自强的重机械几乎付之阙如，而数十万来到以色列的贫困犹太移民迫切需要住处。如果德国的赔偿金能协助以色列站稳脚步，那也是获取正义的一种形式。
这个全国争议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尖锐言词，并在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国会就议案投票的日子抵达高峰。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来自以色列各地的广大人群聚集在耶路撒冷闹区的锡安广场，抗议在仅仅数百米外的国会议场内进行的辩论。拒绝在投票前进入议场的贝京，以他从未用过的语气对人群发表演说。他称本—古里昂为“那个现在担任总理的狂人”，“现在”二字带着好几种可能的意涵。
贝京接着威胁政府。“以色列不会与德国协商，为此我们甘愿付出生命。我们宁死也不愿违反这个原则。为了阻止这个议案，我们在所不惜。”他提到自己在阿尔塔列纳号事件那天命令部属不要开火，但如今他改弦易辙：“这将是一场殊死战，”他告诉支持者，“今天我要下此命令：‘流血！’”
突然间，在阿尔塔列纳号事件中协助避免了一场内战的男子，似乎在威胁发动内战。
本—古里昂既不相信贝京的辞令，也不担心他的威胁。对他而言，贝京不过是个煽动者，在后欧洲时代的新以色列人组成的国家中，这个波兰犹太人并不适合站在国会讲坛上。这件事甚至超越这两名男子间深切的敌意，而是他们纯粹透过极为不同的眼光看到犹太人的世界。贝京坚信，一个背弃了犹太人记忆与犹太过往神圣性的犹太国家，将没有灵魂，也没有存在的理由。对本—古里昂而言，这个犹太国家的重点在于往前看，坦然面对在欧洲的悲惨过去，但是要超越它继续前进。对于在大屠杀很久以前就离开欧洲的总理本—古里昂而言，贝京依然为之哀悼的流散犹太人，正是比亚利克让人心痛的史诗《屠杀之城》中可怜而软弱的犹太人。在他认为，以色列创造了更好的犹太人。
国会议场内的辩论激烈无比。而在言词尖锐的国会议场外则爆发了暴力。有些贝京的支持者随他从锡安广场沿着本—耶胡达街走到国会，并且在愤怒中朝着窗户丢掷石头。玻璃碎裂的声音突然间打断了议场内的辩论。警察用来驱散场外群众的催泪瓦斯飘进国会，议事因而暂时中止。不过，辩论后来继续，而一如预期，国会以六十票对五十一票，在一月九日表决通过与德国进行协商。贝京承认失败，但是他因为在议场内外的煽动性言论，而被禁止进入国会三个月。
正如本—古里昂所期望，赔偿金加上其他国外援助来源，让以色列站稳了脚步。这些钱用来改善住屋，创立以色列海运船队与国家航空公司，建造道路与电信系统，并设立电网。赔偿金也资助了以色列的全国输水系统（National Water Carrier），这个计划对于输水到国内干燥地区至关重要，使这些地方成为适宜人居——在土地焦渴的中东绝非易事。以平均每人而言（经通膨调整），小小的以色列花在全国输水系统的经费，约为美国花在建造巴拿马运河的六倍，而且“远超过其他代表性的美国公共工程如胡佛水坝或金门大桥”。在计划最高峰，以色列每十四个身强体壮的人当中就有一个在参与建造输水系统，不论从事的是挖掘、配管、焊接或其他工作。计划成本约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毛额的五％，这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巨款——在经济仍脆弱的国家如以色列更是如此。少了赔偿金，这个计划在当时应该不可能进行。
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以色列经济已经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甚至超越德国与日本。赔偿金也带来预料之外的后果，远超过财务领域。多年来，大屠杀幸存者与以色列社会都避谈一九四○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事。对幸存者而言，那记忆太痛苦。对以色列社会而言，这个话题唤起的不只是依舒夫无能帮忙的景象，还有以色列希望超脱的欧洲犹太人的受害者形象。
如今，在接受赔偿金之后，以色列拒不谈论大屠杀这个主题的态度出现第一道裂隙。而如今与守护以色列犹太人良心相连在一起的男子，是本—古里昂的政治敌手贝京。关于赔偿金的辩论给了贝京一个机会，让他得以代表以色列的犹太灵魂，以及犹太人记忆的神圣性，无论那记忆有多痛苦。
从此种下的，不只是本—古里昂的以色列地工人党后来失势的种子。这对基布兹也是一个转折点。在以色列历史上，直到当时，许多基布兹都禁止私有财产，不得有例外。基布兹成员共享一切，包括衣服以及成员可能从亲友处获得的其他礼物。孩童并不由父母扶养，而是在社区的儿童住宅长大，从婴儿时期就睡在那里。
然而，有了赔偿金之后，这个政策也出现裂隙。突然间，幸存者对于自己因为难以言喻的苦难而将获得的赔偿金，必须与未曾经历过大屠杀的人共享，产生了抗拒。他们坚持，有些财产就是不该属于所有人。在某些基布兹，这个议题引发的辩论之喧嚷与尖锐不下于国会里那些激烈的争辩。
有几个基布兹最后妥协立场；成员可以保留收到的部分赔偿金，但其余必须存入集体资金。基布兹这个体制将继续存在数十年，但是它的绝对平等主义已告终结。数十年后基布兹私有化并废止公共财产制之时，有些人看出其中的反讽，认为德国赔偿金对以色列招牌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正是这个改变的根源。
若说赔偿金促发以色列首度认真面对大屠杀，那么几年后的鲁道夫．卡斯特纳（Rudolf Kasztner）审判就更是强化了这个趋势。一九五五年六月，特立独行的大屠杀幸存者马尔基尔．古恩瓦德（Malkiel Gruenwald）出版一本小册，指控曾在战时匈牙利领导锡安主义者救援委员会（Zionist Rescue Committee）的卡斯特纳，在一九四四年与德国人订立协议。这个协议后来被称为“以物换人”（blood for goods），由卡斯特纳运送卡车给德国人，换回一火车的犹太人，使他们免于被送去奥许维兹集中营。这个协议让大约一千七百名犹太人获释，包括卡斯特纳自己的家人，和其他付出高价取得火车车位的富裕犹太人。内容完全公开的协议中也包括孤儿、哈西迪犹太人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人。卡斯特纳除了拯救这些人的生命，也安排为数可观的犹太人被送去劳动营而不是奥许维兹，许多匈牙利犹太人因此视他为那段恐怖黑暗时期的英雄。
然而，其他人对他的看法没有这么宽容。他们认为卡斯特纳救了自己的家人，在纳粹统治下过得很舒服，最罪不可赦的是，他没有告诉他无法营救的犹太人，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命运。他们说卡斯特纳绝不是英雄，反而是数千犹太人之死的共犯。
战后，卡斯特纳迁居以色列，开始与本—古里昂的以色列地工人党合作，多半时候过着远离镁光灯的生活。古恩瓦德指控卡斯特纳是害死五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包括古恩瓦德五十八名家人在内的“间接凶手”时，卡斯特纳在以色列工业与贸易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Trade）任高职。为了捍卫其名誉，政府决定以诽谤罪起诉古恩瓦德。
年老的古恩瓦德没有任何资源，但是他拒绝不战而屈。他雇用的律师名为舒谬尔．塔米尔（Shmuel Tamir），曾是贝京领导的伊尔贡成员。塔米尔是个天才律师，辩才无碍，他以绝妙的法庭策略技惊全场，翻转了整个审判。塔米尔主张古恩瓦德是对的，卡斯特纳确实曾是纳粹通敌者。基本上，如今是卡斯特纳——连带着为他辩护的政府——必须面对古恩瓦德的指控并为自己辩护。
法庭最后判古恩瓦德无罪，并宣告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恶魔”。受此公然羞辱后，卡斯特纳过起几近隐居的生活。最高法院后来推翻判决，但是对卡斯特纳已经太迟了。一九五七年三月四日，卡斯特纳在特拉维夫的寓所外遭泽维．艾克斯坦（Ze'ev Eckstein）暗杀身亡。卡斯特纳遇害，与一九三三年阿罗索洛夫因“转移协定”而遇害的事件之间有着诡异的相似，这是第二次有著名的犹太人因为参与和德国人谈判而遭谋杀。不过，这一次，杀人事件是发生在独立后的以色列。在这个犹太国家，这是第一次有犹太人为了政治原因而暗杀另一个犹太人。遗憾的是，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正如赔偿协议，卡斯特纳的审判也带来预料外的后果。法官对卡斯特纳的谴责——不管是在多不经意间——强化了一个观感，即历经大屠杀而存活的犹太人，一定是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否则，许多人不自觉地揣想，为什么数百万人消逝了，独独他们生存下来？
讽刺的是，公众对大屠杀的关注，反而让一些幸存者更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经验。他们的包袱变成只能独自承受，而这也强化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印象。一○一部队指挥官、后来出任总理的夏隆曾经回忆，在他成长的基布兹中，幸存者似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幸存者有他们自己的密语，而［其他人］永远无法确知他们真正在说什么。他们要不是为了谁莫名得罪了谁而彼此不讲话，要不就是随时准备为对方死。基布兹应该是有信任感的地方；谁能和这样的人共同建立一个合作社区？
在远离大众目光之处，大屠杀正对以色列的发展产生另一个重大影响。一九五五年，本—古里昂已经达成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在他的理解中，以阿冲突不会在短期内解决。世界历史变化莫测，他不愿完全依赖西方。他决定，以色列必须成为核武国家。
当时只有美国、英国与苏联拥有核子武器，以色列连晶体管收音机都不生产。一个没有技术专长、人口不及两百万的小国家要发展核武，在本—古里昂的一些顾问眼中是异想天开，在其他人眼中则并不明智。但是对总理来说，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加上大屠杀所带来的脆弱感，构成了决定性因素。以色列存在的目的就是要终结犹太人的脆弱性，不论代价为何。
梅尔日后回想以色列核武能力的重要性时，回顾的不是大屠杀，而是她儿时的反犹太暴乱。她称以色列的核武能力为varenye，这是东欧犹太人的用语，指的是他们藏起来的腌渍水果，若爆发反犹暴乱可用以果腹，等待威胁解除。
作者为耶路撒冷沙勒姆学院（Shalem College）科瑞特特聘研究员（Koret Distinguished Fellow），这所学院为以色列第一所文理学院，由格迪斯在2007年共同创立。撰有数本关于犹太思想与以色列政治潮流的著作，曾两度获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National Jewish Book Awards）肯定，包括以本书获年度犹太图书奖（Jewish Book of the Year）。格迪斯是在美国出生并完成高等教育后，于1998年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这样的背景，使他迥异于那些以色列背景的现代以色列历史研究者，在观察以色列时，既有能够入乎其内的谙熟，又有出乎其外的超然。
书名：《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千年建国之路》
作者：丹尼尔．格迪斯（Daniel Gordis）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3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