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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李强首访德法 难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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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清零”结束后的景气预期没有到来,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大打折扣,中共对西方的经济利诱能力萎缩。 最后一点,习近平三连任后,国务院总理更像是习的一个跟班,其政策主导能力大为收缩,国外对新总理李强的重视程度可能没有以前高,更愿意直接与习近平打交道,这也制约着李强外交能力的发挥。

6月18日至23日,李强访问德、法,并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图:2023年3月13日,中共总理李强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6月18日至23日,李强访问德、法,并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李强作为国务院总理的首次出访,为什么选择这两个欧洲国家呢?

其实有迫不得已的因素。放眼西方世界,中共跟谁可以拉关系呢?

中共与美国“不是冷战胜似冷战”。日本呢?已撕破脸,秦刚当面斥日本外相林芳正“为虎作伥”,而美日联盟已成为印太遏制中共的轴心。加拿大呢?去年11月加拿大推出印太战略重点应对“破坏性的”中(共)国,现与中共互相驱逐领事。英国呢?苏纳克首相称中共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构成最大挑战,英美于2021年6月签署《新大西洋宪章》后,又于今年6月8日共同宣布《大西洋宣言》,凸显“特殊关系”,联手抗击中共。韩国呢?尹锡悦政府亲美、和日、抗朝,对中共日益强硬,美日韩铁三角使中共如芒在背,近日中韩交恶,相互召见对方大使。意大利呢?新总理梅洛尼重新审查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协议,意大利与台湾的关系也在逐步升温,意中关系变数极大。澳大利亚呢?双边关系“解冻”,但速度不快。

似乎,只有德法。去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成为疫情近三年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中共高调宣传,说朔尔茨在中共“二十大习近平三连任后来访,颇有“对中(共)国友好的政治意味”,堪称“中德经济和市场规律对德国外交的一次矫正”。

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马克龙言辞极投中共所好(诸如法国和欧洲要走美国和中共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在台湾问题上欧洲不应跟随任何人的步伐),获中共超高规格的接待,甚至习近平亲自陪同马克龙前往广州,品茶听曲。

但是,中共对德法似乎欢喜过早了。第一,马克龙的言论,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强烈的反弹;法国惹火上身,急忙寻求平息。因此,我们看到5月G7广岛峰会,7大国空前一致,反对经济胁迫,警告中共勿支持俄罗斯,支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马克龙可谓从反面加强了西方的团结。

第二,朔尔茨政府是三党联合执政,对华政策内部争议极大。今年3月,德国教育与科研部长施塔克-瓦青格访问台湾,这为最近25年所仅见,中共向德方提出抗议和表达“强烈不满”。4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来访,秦刚亲自去天津,陪同她一起坐高铁来到北京。但在联合记者会上,贝尔伯克打脸秦刚,担忧中国人权,并指台海军事升级对全世界都是“可怕的场景”,“单方面、暴力地改变现状,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5月,筹备已久的德国财长访华被临时取消。这都显示中德关系暗流涌动。

不过,虽有隐忧,但中共急于外交突围,为在西方世界打开一个想像中的缺口,仍勉强安排李强出访德法。

李强此行,目的可能至少有二:分化欧洲和美国的对华立场,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问题上;尽快结束欧盟与中共的制裁战(2021年围绕新疆人权问题而爆发的),让欧盟议会重启《欧中全面投资协议》的批准程序。

可从德、法与欧盟方面来看,中共上述目的似难达成。

其一,俄乌战争让欧盟流血,中共对俄罗斯的态度就决定了欧盟对中共的态度。中共貌似中立、实则支持俄罗斯。只要中共立场不进行重大调整,中欧(盟)关系就不可能有重大突破。虽然德法是欧盟内的主导性国家,但毕竟中欧关系制约着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欧盟27个成员国,实行一致决策)。这就决定了,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即使前进,步伐也是有限的。

其二,中德关系密切,可默克尔时代毕竟结束了,朔尔茨政府面对现实,对华政策正在重塑,对中共的态度严厉多了。6月14日,德国推出首份国家安全战略,其核心仍然是“立足于欧盟和跨大西洋联盟”。在这份39页的文件中,中国被提及了6次。德国对华三重定位”:伙伴、经济上的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竞争和对手的成分在不断增加。”《战略》具体提到,“中(共)国正在以各种方式试图重塑现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越来越积极地要求获得区域优势,并一再采取与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相抵触的行动”。“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日益承受压力,人权也遭到漠视。中(共)国正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实现政治目标。”德国的基本立场是,“中国融入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进程不应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安全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

从中共方面,要推进与德法和欧盟的关系,也是困难重重。

一是最近几年,中共外交越发强硬、僵硬,缺乏灵活性,缺乏转圜能力,似乎只会战狼外交了。从目前态势看,中共非常想拉拢欧洲,但又不愿意或不能在基本立场上做出重大让步(比如西方最看重的俄乌战争和台海问题),这只会使中欧相互撞击的力度越来越大。中共向左转这个大问题不解决,西方不可能与中共走近。

二是中国经济飘摇,“动态清零”结束后的景气预期没有到来,中国市场的诱惑力大打折扣,中共对西方的经济利诱能力萎缩。

最后一点,习近平三连任后,国务院总理更像是习的一个跟班,其政策主导能力大为收缩,国外对新总理李强的重视程度可能没有以前高,更愿意直接与习近平打交道,这也制约着李强外交能力的发挥。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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