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白纸运动”，以行动反抗惨无人道的“清零”抗疫措施，令中共手足无措，最后镇压不成，巨大民怨防不胜防，只好全力疏导，再秋后算账，但足以反映当局落后于社会形势，尤其是青年一代，敢于挺身而出而且站得最前，完全超出统治官僚只懂“爱国”宣传和铁腕控制的想像。
其实不少细心追纵青年动态和社会发展的专家学者，早已指出随着中国社会出现重大转型，新一代的心态和价值观亦发生划时代的更替。例如复旦大学社会学家桂勇等人的研究便指出两大趋势，一是青年人的个性解放，二是他们对社会难以放下的愤怒，两者将构成不可忽略的潜在力量，就如“白纸运动”那样，将促使更多人以行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个性解放首先是自我观念的改变。中国人由过去是社会主义集体的一分子，凡事遵从国家界定的规则行事，但四十年来社会转型，新一代正大步走向个体化，以个人的兴趣及价值决定思想取向、职业以至行动选择。
上述的研究指出，社会转变的最大驱动力就是经济的高速及持续增长，当中市场经济起了史无前例的作用，个人身份尤其突出，因为由求学进修、求职择业到投资创业等等选择，大都出于对自身条件、兴趣、工作及生活期望的个人考虑，多于国家决定一切。与此同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下降，社会福利功能同步减弱，更令九十后的一代更相信自己是不折不扣的经济个体，靠自己的能力过活，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为自己而活，甚至不少人早已看透“财富不过是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副产品”。
不过，追求非物质的个人生活理想，不等于可以逆来顺受，对令人失望的经济遭遇，不会感到挫败。相反，上述研究指出，在以资产增值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国社会，正大幅拉开贫富悬殊的差距，令后来者亦即青年一代感到无力从后追上，因为单凭学识及工作能力所赚得的报酬，永远追不上资本的增值，也只因为他们是后来者，不论怎样努力，收入增长也追不上楼房价格的涨幅，一生不过“为房东打工”，也因此不管学历有多高、收入有多高，他们依然深感不公，觉得自己不断向下流动，处身社会的底层而无法翻身。
面对经济机会不公平引起的挫败和不满，新世代在一党专政下，没有政治方法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只有心怀怨愤和自求多福。既然无法追上，倒不如首先保存自己，尽力实现个人的兴趣和价值，只求个人福利，放下其他责任，不被工作奴役，不被结婚生子拖累，甚至生活上“躺平”也可。至于传统家庭伦理诉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集体主义社会观念（“艰苦奋斗”）、企业合群精神（“996（朝九晚九六天工作）大福报”），大可置诸不理，人人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其他角色和责任一概可免则免。
另一方面，尽管没有公开表达的机会，新世代将不公平的遭遇看在眼里，便如桂勇所发现，把问题归咎到社会结构和制度。例如，把社会经济问题看成世代之间的矛盾（“房价就是中年人对年轻人的剥削”）、资本的压迫（“资本利用我们创造了更好的世界，我们却被驱逐了”）、自由经济的略夺（“自由市场就是自由地炒作房价”）等等。由此延伸下去，世代、资本以至市场之恶，当然离不开国家政策缺失，以至政治制度的毛病。
无疑，九十后新世代喝爱国主义奶水长大，一向标榜中国取得巨大成就，道路与别不同，其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举足轻重，更加重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因此面对不公平的经济现实，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的国家，自然被看成可倚靠的力量，以解决世代矛盾、对付资本恶行、修复市场偏失等等。不过，当国家对这些不公平的根源无能为力，甚至逐渐被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过去对国家的热切期望，只会彻底失落，甚至走向反面，严厉批评国家的不足。
可见，新世代的个性解放却遇上令人窒息的社会经济现实，爱国主义的热望又碰上束手无策的国家机器，群体的不满亦只能通过非常的政治渠道排解。所以“白纸运动”虽然告一段落，但由新世代与统治当局的价值差距引发的紧张和矛盾，将是了解今后政经发展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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