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中国经济专家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今天中国的高青年失业率是多年来纸面上快速增长、实际上负债严重的经济状况的结果。
他说，这个问题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已经酝酿了15年。
鲍尔丁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不认为大流行病与这个问题毫不相干，然而，我不认为它是主要原因，大流行病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一点，但不管有没有大流行病，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共当局发布了4万亿元人民币（当时为586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这相当于2008年GDP的12.5%。相比之下，美国在2008年至2010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为9390亿美元，约占其2008年GDP的6%。中共中央银行也大大放松了货币政策，在2008年12月将利率降低了2%以上，达到5.31%。
鲍尔丁说，中国在2008年后走上了一条人为推动高增长率的道路，不顾需求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同时，中共当局、公司和家庭都累积了大量的债务。
根据被称为“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核心债务——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几乎是其GDP的三倍，而美国的比率为2.5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比率为2.2倍。
6月17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项新规定，旨在“鼓励支持相关经营主体重塑信用”。
鲍尔丁说，“这基本上是建议银行帮助企业修复其信用，而不理会企业的未付款，等等，作为一个监管机构，他们向金融机构提出这类建议，这说明了与债务有关的问题的深度。”
他在谈到中共刺激就业的政策时说，“你本来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公司，却要承担更多的债务，或承担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中国的家庭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12月的17.9%稳步上升到2023年3月的63.3%，美国的比例为65.7%。更有惊人的是，到2020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达到130%，超过同年美国的100%。
在鲍尔丁看来，中国的供应驱动型增长已经遇到了瓶颈，理论上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然而，他认为推动需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无法做到它应该做到的——即赋予消费者权力，允许个人自由选择。
他说，“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可能性，或者说有很大的希望，但这绝对需要取消中共那些不会取消的政策”，譬如说，对跨省移民限制和对耕地使用的最新农村管理限制。
中国经济分析专家安东尼奥‧格拉塞福（Antonio Graceffo）说，中共政权经常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来应对经济困难，但是，这次这种方法可能不会再起作用了。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所有合理的基础设施已经在中国建成；我们正处于所有主要港口、城市，一切都被连接起来的阶段，因此，当他们还在建造更多的基础设施时，其实只是在创造就业机会。”
他说，“你只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用公共收入来支付，而且它不一定会产生任何形式的重大GDP优势。”
这位《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说，这个国家不再有诸如京沪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再次推动GDP增长，“我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增长。”
2022年3月1日，一名工人在中国中部安徽省阜南县的一家工厂里操作一台编织袜子的机器。(Chinatopix via 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