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扬扬的美/中冲突，并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强权斗争，更反映两个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美联社）
很高兴，我与另外三位作者（罗昌发、李柏青、林建志）在二○二一年出版的英文书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将由卫城出版繁体中文版。我们四位作者都是台湾人，用英文写书，再回过头来翻译成中文，这过程十分曲折。开玩笑说，这是“出口转内销”。
写书、写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影响读者；之所以会走上“出口转内销”的曲折道路，理由也不难理解：我们这本书最想要影响的人，是全球民主国家（所谓 like-minded）的盟友，所以先用英文撰写，希望及早触动盟友。国内读者的沟通理解当然也重要，所以英文一出版就即时进行中译。
我们四位作者都有若干法律的训练与专业，多位也曾经在台湾驻WTO代表团工作过。这本书有许多内容，都与国际经贸法制有关，也讨论WTO现行法规的若干缺点。但是从国际经贸的角度切入，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恐怕生涩了一点。在这篇中文版序，我们试图用不同的切入角度，帮助台湾读者了解我们的论点。
我们可以把全球以国家（或其他名义）参与的“俱乐部”概分为两类：其一是“经贸”俱乐部，例如全球性的WTO、区域性的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USMCA（美墨加协定）等。其二是“政治”俱乐部，例如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等。大致而言，各经贸俱乐部都拟有一份或若干份规则，要求参与的会员皆需遵守，例如WTO以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定）与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规范各会员的关税、补贴、市场开放等政策。经贸俱乐部会员如果违反这些规范，其他会员经过一定程序，往往可以反制或是处罚。所以简单地说，经贸俱乐部的会员规范，是颇具强制性的。
但是政治俱乐部却殊少类似规定。基本上，政治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政治俱乐部成员很难跳过主权政府，径行批评其他成员国国内的言论、资讯、选举等内政。某国政府除非涉及核武扩散、种族清洗等极为严重的事，国际上的政治俱乐部通常都会避免“干涉内政”。
为什么经贸俱乐部与政治俱乐部有这样的差别呢？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国家“利益”，不太去谈自由、人权、民主等“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没有国际政府，国际法的实质拘束力不强，联合国也称不上是执法机构，因此国际社会像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这是一切国际关系理论推论的起点。所以，国家的行为模式与个人或公司不一样，因为国家就像是在一个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竞争，没有一个国际规范去惩罚过分的行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残害无辜、塔利班不让妇女受教育，也不让妇女工作，这些都违反国际法，但国际只能谴责，不能绳之以“法”。
但是经贸活动不同。在全球化之下，全球经贸互动密切也彼此竞争。WTO的诸多规范，都是在保证竞争的公平。例如，如果A国课高关税、放任海关骚扰，使得B国商品难以进口A国，这就是国际经贸的不公平竞争。又如A国政府大力补贴其境内公司，使得没有政府补贴的B国公司难以抗衡，这也是不公平竞争。WTO或其他区域性经贸俱乐部为了要保障国际经贸竞争的公平，遂订定了诸多关税、补贴、开放市场的规定，要求成员国遵守。如果成员违反规定，各俱乐部就可能祭出惩罚措施。例如，台湾既是WTO会员，我们能不能禁止美国猪肉进口，就不只是台湾的内政；WTO的相关规范对我们的确有约束性。简言之，因为国际经贸活动“不是内政”，而涉及会员之间的商业竞争，涉及各国利益，所以经贸俱乐部的规范比政治俱乐部严厉，其“国境穿透性”也比较强。
国际上经贸俱乐部与政治俱乐部的差别，概如前述。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两个俱乐部虽然互不隶属，但是彼此之间是否会相互影响呢？经贸活动竞逐的是经济利益，但政治规范背后却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价值。国际上的政治俱乐部不触碰各国政治体制的价值，但是各国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却是天经地义。那么，万一政治“价值”与经济“利益”有所冲突，要怎么办呢？这是一个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忽略的重要面向，也是本书的主要切入点。
用一个例子说明最清楚：众所皆知，中国有网络封锁，当然也就没有资讯流通的自由。虽然民主国家对中国限制言论与资讯自由皆不以为然，但是“不尊重资讯自由”是中国集权体制的一环、网络封锁更是中国的内政，民主国家很难透过“政治俱乐部”表达异议。即使提出异议，中国政府也完全不必理会；中国会大声说：“网络封锁是我国内政，与它国无涉”。
但是在全球化的经贸体系里，价值与利益却经常自然挂勾。以网络通讯自由为例，因为中国网络封锁，所以中国十四亿人连上其他国家电商平台购买商品会非常困难，既需VPN翻墙，连网等待时间也极长、购物内容往往还会受监控审查。相反地，由于民主国家网络自由连网便利，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淘宝购物极为方便。这，就形成了电子商务贸易的不公平：民主国家人民买中国货品很容易，中国人民买民主国家货品很困难。我们要再度提醒：贸易不公平扭曲了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但是背后关键，却是国与国之间“是否容许资讯自由”的“价值”歧异。
政治“价值”与经济“利益”冲突如何处理？是一个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忽略的重要面向。（美联社）
又再如，民主国家的价值之一是“制衡”，避免任何单一力量独大。这个概念放在产业竞争场域，则形成了各种版本的“反独占法”，或是台湾的“公平交易法”。但是，极权国家没有“制衡”的价值。相反地，他们主张“集体”、“集中”的价值。以中国资通讯产业一哥“华为”为例，它辖下经营的业务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基地台设备、手机生产等。如果要在美国找一家匹配的公司，大概需要高通＋苹果＋英特尔，还要再并购欧洲的基地台设备制造商。但是如所周知，在民主国家的反独占法规范下，这种垂直合并根本完全不可能。
因此，民主国家的制衡价值约束了企业的并购。像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因为以党领政，完全不在乎制衡，因此创造出一个垂直加水平并购的巨大商业模式华为。当华为在国际上竞争5G与6G市场时，也许其巨大的合并架构有利于其竞争，进而获取经济利益。准此，民主国家的制衡“价值”又与竞争“利益”产生了冲突。
这本书，就是把诸多因为民主与极权的“价值”歧异胪列，进而说明这些价值歧异会产生哪些国际经贸“利益”的矛盾。由于许多价值都以文字形诸法律甚至宪法，恐怕不太可能更动。准此，价值冲突所引发的利益矛盾极有可能在若干面向呈现。即使若干利益冲突目前没有浮上台面，我们认为中长期而言冲突终究无法避免。本书英文书名“Ultimate Economic Conicts”中“Ultimate”这个字，就是在描述这种“终究无法避免”的态势。本书中文版书名为《价值战争》，确实能刻划我们所描述的“价值差异引发利益对峙”。从这个角度来看，沸沸扬扬的美/中冲突，并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强权斗争，更反映两个价值体系之间的矛盾。如果只是强权相争，旁观者确实不需要“选边”；但若是价值对峙，台湾就有必要站稳立场了。
除了讲述价值与利益的相互牵动，我们也指出当前WTO法规的缺陷，以及其应该修正的方向。WTO的法规研拟于三十年前，当时的环境与现在已经有重大不同。也因为如此，旧石器时代的WTO法规已经不足以完整规范元宇宙时代的国际经贸活动。在法规方面，由于其修改涉及复杂的国际互动，我们仅点到为止，避免做一厢情愿的论述。
我们英文书稿的撰写大约始于二○二○年，书中记述的环境在过去三年略有变化，但并没有结构性的根本改变。少数一二处变化稍大者，我们也为中文版读者做了补充，算是对“出口转内销”延误的补偿。书中或有粗疏或遗漏之处，尚请读者不吝指正。'
※作者为中研院院士，前驻WTO大使。本文为《价值战争》中文版序与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