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本不是什么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是一种打心眼里的固执、自大与懒惰。
昨天（7月3日），在打车去高铁站的路上，我和出租车司机闲聊了一阵。
司机在得知我是来这里考JLPT（日本语能力测试）以后，整个人一下子亢奋了起来，和我说起了他对日本的看法：“日本人真坏，以前杀了多少中国人。”
在看到我一脸震惊的表情以后，司机立马改口了，“可能日本的老百姓有好的，但日本的政治人士肯定都是坏的。”
在我提到我还需要学韩语以后，司机的话题又延伸到了韩国和美国。“韩国人也坏，但是韩国女人和韩国男人长得都挺好看的”、“美国人最坏了，用间谍来搞我们中国的大学”。
最后，在离高铁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司机看着前面堵上的路，便直接把我放下了。我虽然比较懵逼，不过还是客气地下了车，脑袋里还回想着他那句“用间谍来搞我们中国的大学”。
不出意外的话，这位司机所说的“大学”，应该就是最近被推到了风口浪尖的清华。
清华的事情可能很多朋友都有所耳闻。
事件起初是一张“高校宣讲会人头攒动，清华招生处却无人问津”的图片在网络流传，紧接着就有谣言传出：“清华毕业生有80%都出国”、“SpaceX有1000多名清华毕业生”、“大国工匠没有清华毕业生”，以至于后来有了所谓的“细数清华大学五宗罪”。
还有一些更离谱的言论，说“清华”就是指“清理华夏”，一些自持有文化的人扒出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历史，为此大做文章。
尽管后来清华大学学生记者团发了一篇《关于清华的这十个谣言，不要信！》进行回应，但很显然，这篇文章被一些人选择性忽视了。毕竟“抛开事实不谈”这种话适用于任意场合，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你澄清你的，我继续喷我的，两者根本不冲突。
作为一个曾经的历史系学生，我挺喜欢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现实的问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让我们时常去照照镜子，历史只要它还影响着我们，就存在于我们之间。
2004年的时候，央视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幼童》。19年后，在豆瓣上，这部接近四个小时的纪录片一共有1.4万人标记看过，评分9.5，最新的一个短评，恰恰也是在2023年7月3日。
▲纪录片《幼童》豆瓣评分（图/网络）
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是中国最早一批官派留学生的故事。叫他们“幼童”，是因为他们在出国前，平均年龄只有12岁。在1872年至1875年的4年间，清政府一共向美国派出了4批共120位这样的“幼童”，1881年，随着他们的回国，这个计划戛然而止。
我想多年以前，中国最早的这批官派留学生在临终前，一定会想到1881年9月的那个秋天，上海的码头上，没有迎接他们的鲜花和人群，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个“灰色而肮脏”的城市，几位冷漠并且带着几分鄙夷的中国官员，路旁那些稀稀落落来看热闹的群众。
这批幼童的经历，甚至要比魔幻现实主义更加的魔幻。
1
说起这个“留美幼童”计划，它最早的发起者，是一位叫容闳的广东人，这个容闳还有一个身份，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
1847年，21岁的容闳跟着一位叫勃朗的美国牧师到了美国，三年后，他考入当时的耶鲁学院（如今的耶鲁大学），成了第一位在那里就读的中国学生。
1854年，容闳结束了在耶鲁的学业，启程回国。归国前，他的好友送给了他这样一段话：
“我等待着听到你在未来中国历史上，进行伟大事业的消息。愿你回到你的国家时，发现它已成为神圣的共和国，而你将共享参与推翻专制王朝后胜利的喜悦。”
这句话自然也说出了容闳的心声。回国后，尽管他想过很多办法，但相继宣告失败。
容闳想要的留学，不只有学习西方的科技，而是对西方文化、制度、语言的全面学习，他需要留学生们在归国以后可以全方位地富强这个国家。
他当然也知道，这是在让清廷给自己掘坟墓，但接受过耶鲁教育的他不忍心看到国家一步步消沉下去，于是，他还是继续坚持了这条道路。
直到1870年，在丁日昌、曾国藩和李鸿章三位大人物的支持下，容闳自己提出的“前往泰西肄业”的计划终于得到了当权者的认可，每年可以用公费派出30名留学生，分别学习军政、船政、布算、制造等西方人擅长的技能。
当然，清廷一定是是需要这些幼童回国以后继续为清廷所用，而不是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一系列的准备后，计划有了思想上和经济上的条件，但是人选成为了下一个问题。大户人家自然不会同意把孩子送到“茹毛饮血、不知礼义廉耻的米利坚”，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件无比荒谬且无理的规定。
于是，清廷只好退而取其次，找普通人家那些“出身清白、聪颖敏捷、相貌英俊”的孩子。
为了便于管理，李鸿章还要求，这批学生的年纪必须在16岁以下。
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敲定了第一批30人的名单，其中的大部分，来自沿海地区的广东和浙江。
30人在轮船招商局门口留下了他们作为“留美幼童”的第一张集体合影，合影中的幼童们眼神还很呆滞，对未来充满着未知的彷徨。
▲“留美幼童”第一张集体合影（图/纪录片《幼童》截图）
临出发前，幼童的父母还需要和清廷签下一份15年的合同，其中的两条尤为显眼：
幼童必须严格遵守章程，受朝廷差遣，不能自谋职业。
如有天灾疾病不测，各安天命。
家长们当然无暇顾及那么多。只不过在临别时，一些家长还是落泪了。
多年后，其中一位叫李恩富的幼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写道：
“和母亲分别时，我没有拥抱她，没有亲吻她，因为那样做是没有中国体统的。我只是四次下跪磕头，她试图保持很高兴的样子，但我能看见，她的眼里满是泪水……”
身材瘦小的李恩富并不起眼，1872年8月11日出发那天，谁也不会想到，他会在未来成为了史上首位在美国用英文出版著作的亚裔作家。
在第一批留美幼童派出三年后，一位叫刘步蟾的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被派往英国学习枪炮、水雷等技能，临行前，他留下了一段被写入电影台词的自述：
“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
大概三年前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发时，他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和赴美幼童不同，刘步蟾是作为海军留学生出国的。19年后的甲午海战，他一战成名；一年后的威海卫保卫战，他随“定远舰”一同殉国，也终是尽到了他所说的这番话。
不过刘总兵也许不知道，在甲午海战中，还有11位先他出国的留美幼童也一起参战了，11人中，阵亡3人，负伤1人；马关条约谈判时，随李鸿章一同前往日本的，也有一位名叫林联辉的留美幼童，只不过他的身份只是李鸿章的医官。
而在甲午海战前的马尾海战中，同样有6位赴美幼童参战，其中4人阵亡。
这些归国后的幼童，原本可以发挥更大的用处，但因为清帝的一纸圣旨，这批学生大多没有完成学业就匆匆回国，又被匆匆安排到各个部门，做着自己并不擅长的内容。
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们在国外学到了什么。或者说，人们是不敢去关心，他们学到了什么？
2
那就让我们看看幼童们在美国干了什么。
1876年，一位叫李圭的中国海关关员受委派，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美国建国100周年博览会。在会场上，李圭巧遇了一群前来参观的留美幼童。
李圭问幼童：“参加博览会有何益处？”
孩子们答：“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赏，可以增长见识。那些新机器的好技术，可以仿行，又能增进各国友谊，益处很大。”
又问：“想家吗？”
答：“想也没有用，只有专心攻书，总有一天能回家的。”
孩子们质朴的回答让李圭印象深刻。在《环游地球新录》里，他记下了他对于这群幼童的看法：
“幼童一百十三人……自哈佛来费城观会。”
“数日前，各处新报早已播传其事，至是复论及中国办法甚善。幼童聪敏好学，互相亲爱，见人礼数言谈彬彬然；有进馆方年余者，西语亦精熟。”
“见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无畏怯态。装束若西人，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
作为中国官员的李圭对于孩子们的评价很高，他并不觉得这群孩子是被“西化”了，对他们的未来也充满了期待。
事实上，这群孩子在美国的表现，远比李圭预计的要优秀。
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有超过50名中国幼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除了进入耶鲁大学的22名留学幼童，还有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1名进入哈佛大学，3名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此还有外拉法叶学院、伍斯特理工学院、布朗大学等高校。
一位名叫潘铭钟的南海少年，是这批官派留学生中第一位考入美国大学的学生，他考取伦斯勒理工学院时年仅15岁，一度被称为“天才少年”。可惜的是，在1879年，他因病去世，当年12月1日的《纽约时报》为此还专门刊载了他的生平以作纪念；
一同和潘铭钟在西海汶海滨男生学校读书的，还有一位叫詹天佑的幼童，1878年，他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并且选学了铁路专业。1881年被强行召回国时，他是唯二两个完成了在美学业的幼童之一，另一位则是同在耶鲁大学就读的欧阳庚。
前者的名字因为京张铁路而家喻户晓，而后者则在清末民初长期担任中国的外交官。
作为容闳的母校，耶鲁自然成为了留美儿童选择最多的美国高校。1880年，那位在日后成为了大作家的李恩富以年级总分第一名、英文写作第一名、希腊文第三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并在同年秋天入读了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菲尔普斯在传记中专门有一章，标题就是“中国同学”，回忆这些来自中国的同学带给他们的印象：
“回忆在哈特福德高中生活中，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的是，我发现记忆中最亲密的同学是一群中国同学，我想我以后再也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一群男孩，能够像他们一样优秀。”
毫不夸张地说，幼童们的优秀，确实是全方面的。
同样是在耶鲁，正是在钟文耀做舵手的两年时间里，耶鲁赛艇队均战胜了哈佛赛艇队，身材矮小的钟文耀在担任舵手时，喜欢根据风力判断行船情况；棒球场上，日后成为大清国外务大臣的梁敦彦是最佳投手，他投的球几乎没有被击中的可能；玩橄榄球时，日后作为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炮务二副的邓世聪，总被同学们抢着要，因为他跑动起来像只小猎犬，躲闪的功夫又像只猫。
▲1878年，留美幼童组成的棒球队合影。（图/纪录片《幼童》截图）
在距离耶鲁大学不远的理海大学，三位中国幼童王凤喈、黄仲良和陈荣贵在学习之余，还一起创办了学校的文学社，
在美利坚，幼童们正在慢慢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没有固步自封，也没有因为融入温柔乡而无法自拔。只是，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些人觉得，他们太开心了。或者说，他们看不惯留学生这样的生活。
3
在当时，这个突然出现的人，叫吴子登。
1880年，作为新任留学事务局监督，吴子登来到了美国。在和幼童们第一次接触后，吴惊奇地发现，这些孩子竟然敢看自己的脸，并且还没有对他所说的话表示顺从之态。
在大清，在封建社会，这就是大忌。于是，吴开始颁发新的制度。他给学校发公告，要求美国的老师不要给中国的学生教不必要的课程，如美国的地理、弹钢琴等。
他甚至要求留学生们每周都要来留学事务局里背诵长篇古文，熟记四书五经。如果记不住，幼童们还需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一股无形的压力开始在留学生中间蔓延。不久后，两位幼童受到寄宿家庭的影响，居然剪掉自己的辫子，皈依了基督教。
吴很快把两个孩子抓起来，并把他们遣返回国。没想到，他们两人居然在回去途中跳车逃亡，还放出狠话，会一直留在美国，并且要与留学事务局脱离关系。
事已至此，吴子登便干脆一刀切，奏请大清国，结束留美幼童派遣。
尽管后来无论是容闳还是多位美国大学的校长再三请求，“留美幼童”计划还是终止了。
1881年，在经历了9年的留美生活后，除去提前回国、滞留、因病去世的孩子，94名幼童分三批被撤回国。
他们回国前，《纽约时报》这样预测他们的结局：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在天朝圣国的土地上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
“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
“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和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
在途中，又有两个人选择用逃跑的方式留在美国，其中一人，便是容闳的侄子容揆。在后来的生活中，他甚至没有教自己七个孩子中的任意一个说汉语。
回到清朝的幼童们，果真被像囚徒一样被关在了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一度清政府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处置他们。好在最后在李鸿章的请求下，这批幼童们被分配到了机器学校、天津水师和鱼雷学校，进行进一步的深造。
后面的故事便如开头所说，马尾海战、甲午海战中，中国相继惨败，一批留美幼童，在还没有完全发挥他们的能力之前，便再也没有机会做出贡献了。
1919年，几位幸存的幼童在上海聚会，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他们成了那群孤独的边缘人，被年轻学生视作前清遗老，又被同龄人看成洋鬼洋奴。
▲1936年，留美幼童最后一次聚会。（图/纪录片《幼童》剧照）
但至少，他们在19世纪末的表现，证明了清政府之前担心十分荒谬。相比于土生土长的清朝兵勇，留学生们的表现丝毫不逊色。爱国和念四书五经，从来都是两码事。每天让人背着那些条条框框，反而更加容易让人反感。
新技术与旧思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鱼与熊掌。至少当旧思想无法容纳新技术的时候，新的思想便已经在跃跃欲试了。
从上帝视角来看，是帝国亲手毁掉了这样一批本有机会给国家带来希望的人，我们也当然可以站在这个视角上说是大清朝做错了，但既然曾经是这样，或许未来未必就不是，否则，我们恐怕也会被开了上帝视角的后人耻笑。
4
回到最初的清华问题上。
很多人把指摘清华的地方放在了留学。他们先入为主地觉得因为“外国是坏的”，所以这群留学生也是坏的。这根本不是什么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而是一种打心眼里的固执、自大与懒惰。
我们的先辈如此筚路蓝缕，渴求着为国家师夷长技，却落不得乡人好评，我想换作是谁都会感到失望的。
人总是讲感情的，也是讲理性的。二者凡事有一，我想大家都会去考虑，怕就怕，若是二者都没有了，恐怕也不能怪人家做出什么选择。
最后，再说一句吧，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唐国安同样也出身赴美幼童。那些喜欢扒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历史的人，看来你们挖得还不够深。要是你们知道唐先生还担任过游美学生监督处会办（相当于中国在美的留学生的总管），兴许你们会更加兴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