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聚焦美国企业在中国经商面临的风险。（照片来源：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提供，2023年7月13日）
著有《红色赌盘》（Red Roulette）一书的中国商人沈栋以自己亲身经验向美国国会提出警示，与中国做生意他学到的第一课是“游戏规则是由共产党说的算”。随着中国有关反间谍的法规更新生效，愈来愈多人担心在中国经商的风险日益增高。有国会议员向美国企业喊话称，尽管中国市场庞大诱人，但现在是时候看清真相“摘下金色眼罩了”。
目前居住在英国的沈栋星期四（7月13日）晚间赴华盛顿国会山出席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听证会，针对美国企业在中国经营面临的风险分享在中国经商的经验并回答议员们的质询。
“中共将美国在华企业视为人质，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利用。这是我在中国生意上的第一课：游戏规则是由共产党在当时说的算，”沈栋在开场陈述中说。
他接着向议员说在中国经商所学到第二个教训是，“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你要么在政府的青睐下繁荣发展，要么在不受青睐时灭亡。”
沈栋曾被视为人脉最广、政商关系最强大的中国商人之一。他和前妻段伟红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家族关系密切。他不仅曾获选模范企业家，还曾经担任北京政协委员。
尽管与共产党高官有着深厚的关联，也曾利用这层关系在商界成功发展，但随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大对国家和企业的掌控，沈栋在2015年选择离开中国，移居英国。两年后，他当时妻子段伟红突然失踪，而这一消失就是四年音讯全无。
现年55岁的沈栋以“悲伤和凄惨”来形容他在中国政商界起落到后来前妻“被失踪”所学到的教训。
沈栋（左）、谢扎德·卡齐和派珀·朗斯伯里2023年7月13日出席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听证会。（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摄）
“伟红从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也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她的失踪。事实上，中共政权甚至从未承认他们把她带走了。我猜想她的失踪是因为习近平崛起所带来的变化，”沈栋对国会议员们说。
他接着谈到，一直到那本讲述他如何在中国经商兴衰以及揭露中国商场黑暗现实的回忆录《红色赌盘》在2021年要出版前夕，段伟红才突然出现联系了他，告诉他不要出版这本书。
“故事的启示是：在中国，政治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没有法治（rule of law），只有以法而治（rule by law）。中共在中国的法律之上，习近平更是党和国家的至高无上者，”沈栋说。这是他获得的三个启示中的最后一课。
同场出席作证的还包括为在华美企提供谘商的风险管理服务公司“战略风险”（Strategy Risks）首席研发官派珀·朗斯伯里（Piper Lounsbury）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独立研究机构“中国褐皮书国际”（China Beige Book International）执行董事谢扎德·卡齐（Shehzed Qazi）。
他们都呼应了沈栋的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企业及其消费者，甚至所有美国人，都制造了一个危险的商业风险环境。
“许多有几十年在中国工作经验的企业高管开始意识到，（共产）党的目标是为了促进北京方面所说的目的，即最终取代美国公司和企业，同时在短期内利用或征服这些企业，”朗斯伯里在听证会上说。
朗斯伯里曾经在中国工作长达10年，中文流利。她对议员们说，北京政府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他们制定了一套国家发展战略，靠窃取、胁迫、合并来获取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和数据。
中国政府最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在7月1日已正式上路，最受到瞩目的变动包括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定义，以及国安单位的执法权力，同时还要求邮政、电信及网络服务业者必须配合政府打击间谍活动。这一调整引起不少在中国的外国企业的紧张和担忧。
今年上半年，美国商业调查公司美商明智集团（Mintz Group）、美国知名管理咨询公司贝恩（Bain& Company），和美国咨询业龙头公司凯胜荣英（Capvision）先后遭中国政府调查和审问。消息引起两党议员高度关注。
“对谘商公司进行打压、增强数据、保密法以及中国信息的流动，这些都只凸显了我们与中国之间的不对称，”朗斯伯里说。
听证会上，多位议员对美国企业在中国面临必须在内部设立党委的问题感到担忧。
“每一个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都会遇到一个时而沉默，时而不那么沉默的一个商业伙伴：中国共产党,”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听证会上说，“现在是美国企业高管摘掉金色眼罩的时候了。”
沈栋表示，2012年大概53%的企业在内部设有共产党的政治小组，这个比例过了3年，在习近平统治下的2015年迅速增加至73%。
“有这样的执行者在本质上就是给习近平权利和能力去整治任何他不喜欢的人，”沈栋说。
议员们认为，美国企业现在已逐渐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
“这些行为很难被忽视。我认为即使是一些在中国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大公司，比如苹果，也正在尝试或至少开始实现供应链和制造基地的多元化，尽管这需要很长时间，”加拉格尔在听证会结束后对美国之音说。
不过，加拉格尔提到，仍然有一些金融机构希望回到原来的状态，这令他感到担忧。“我认为他们故意对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视而不见，继续向中国注入资金，或者认为可以以某种方式说服习近平停止他对美国的激进脱钩，”加拉格尔说。
他强调，必要的时候，国会必须采取立法措施来强制规范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作方式，才能强迫只偏重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脱下金色眼罩”。
“我认为我们需要通过法律限制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关键领域，比如生物技术、量子、人工智能和国防等，”加拉格尔说。他认为本届国会必须要推动的就是一项资本外流监管法案，透过采取其他经济措施，修补某些先有法律中的一些漏洞。
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人拉贾·克里希纳莫提（Raja Krishnamoorthi）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政府要做的事是制造激励措施，吸引美国企业将产业回流。
“我认为他们在美国投资比把就业机会、创新和制造业转移到国外更好，因为中共会任意夺取人民、任意夺取资产、任意夺取自由。而且，你可能一觉醒来，发现你的中国梦变成了中国噩梦，”克里希纳莫提说。
克里希纳莫提议员接着表示，他也已经看到美国企业从警示中觉醒过来。
他说，“中国共产党需要改变其行为。我的意思是，一个没有法治的体制是行不通的，这是许多人目前在中国所观察到的情况。”
沈栋也在听证会上呼吁美国必须认清且明确区分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他说，“认为对美国企业有利就是对美国国家有利的说法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资本主义就是，企业管理受自身利益驱动，本质就是短期的。过去十年美国的去工业化和供应链的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就是证明。”
“在民主社会和国家中，选举产生的官员应该是真正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长期福祉的守护者。我认为在面对企业高管们提倡重新参与、重新接触的主张时，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相信经济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就是捍卫民主世界的经济秩序，”沈栋在听证会上的开场述辞最后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