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在新西兰近照。（受访者提供）
刚到新西兰不久的郭松是一名30多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今年5月，她为弟弟的冤案奔走，却遭沈阳市专案组抓捕、折磨和威胁，因此放弃工作，逃往海外。
“我真不愿意离开，我真是被逼的。我热爱我的三尺讲台，我热爱看孩子们每一双稚嫩的眼睛……”她说，“上帝保佑我，让我逃出了。有任何机会，我都会去发声。”
三年疫情老百生生活在恐怖中
郭松近日告诉记者，三年疫情，中国把攒的几十年的医保基金的钱——这块大蛋糕全给分了。疫情期间做核酸、打疫苗的花费，全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今年2月，中国武汉和大连等多地老人上街，抗议政府削减医保福利，将职工的个人账户福利削减，把钱拿去做统筹基金。
郭松说，“现在老百姓医保的钱（缩水了），像我以前每个月应该是扣二百多块钱，然后国家给你拿二百多，现在变成扣你二百多，国家给你拿五六十、七八十了。”
“这还不算，以前有几千种的药都可以报销，现在变成是自费的，就是你住院，这些药走医保报销报不了。这回老百姓更惨了，交的医保钱又给人家填窟窿。”
郭松表示，防疫全是骗老百姓的，都是挖的坑。三年疫情，中共把中国的老百姓给折腾得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又来了。
“恐怖到啥样啊？有一个人阳了，把整个小区的人全拉走，大客开了好几十辆，车上下来的人，我们管他叫大白，全是穿着白的，像僵尸似的。（他们）把人全拉到大客车上，（还）挨家挨户敲门，不出来都不行。（把人）统一拉到方舱医院像狗笼子似的小屋，每人一个。
“要不就给拉到沈阳汽车展览的那种空旷的大棚子，里面放了一个一个床。这（谁）要是真得了新冠病毒，把人像猪似的都给圈到这，能不传染吗？好人都得被传染。那是为老百姓好吗？他们是为了挣钱，拉一个人、抢一个人，他们就能分多钱。我看这太邪恶了，最后，这三年把医保基金的钱全部花光了。”
郭松回忆，小区天天大喇叭喊做核酸，天天捅嗓子眼，逼着老百姓去打疫苗。她们学校三千多学生，全部打疫苗，不打不让上学，不让进校门。进门拿个牌，拿个二维码，天天扫码，绿码进，红码进不来。学校只有几个老师以身体原因推脱没打疫苗的。
郭松也坚持没打疫苗，还告诉学生在填表的时候写不自愿。她说，因为有后果要自己负责，要想想对孩子身体有没有好处？但也有家长跟她说，孩子上个学，学校啥都要钱，好不容易扎疫苗不要钱，让扎咱就扎。
去年年底疫情解封后，大面积人群感染阳性。“我也就是发烧，烧一天，吃个扑热息痛就都好了。有打疫苗的，（症状）是最严重的，烧了好几天，头疼得要爆炸了，半夜拿脑袋咣咣撞墙。”郭松说。
遭遇冤案认清中共
自从出国以后，郭松每天看推特，看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我就想听这些东西，就知道现在世界是什么样的。就觉得这个媒体做得特别好。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要是早十年二十年出来，或者早个八年五年，看到了中共这么邪恶，我都不能让我弟弟吃这大傻亏。”
“跟它（中共）掰扯是非对错，没用，永远掰扯不赢的。那个绞肉机就把人绞得粉碎，人都得不到好。没办法，越好人，受的苦难越多。”她说。
郭松的弟弟郭泓是中共沈阳市信访局处级干部，因8年前举报沈阳市信访局长陈国强（已出逃）贪污上亿元维稳资金，反遭刑讯逼供，导致左耳、颈椎、腰椎等多处伤残。中共二十大期间，郭泓自己开车上北京，在盘锦服务区被沈阳市公安局和信访局十多辆车、三十多人围堵9天9夜后被抓，至今仍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
郭松为了营救弟弟四处喊冤、递材料，却长期遭警察监控、威胁。警察还把她所有的朋友抓到派出所，威胁、恐吓他们。
郭松说，由此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希望它赶快灭亡，还老百姓一个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在维权过程中，郭松也得到了维权律师和访民朋友的帮助，让她相信世界上还有正义善良。
“它们（中共当局）不是想真心的为老百姓解决问题，上访就会被抓。”郭松透露，她通过沈阳的维权人士了解到，前几天布林肯去北京，听说习近平晚上9点多上国家信访局去了，警察就把访民全赶走了，赶到两公里以外一个地方。又过二三天，就把人全抓走了。
“拉到久敬庄，拘留的拘留，是哪儿的就给遣返了，抓老了人了。有的在村口往外走就被抓走了。”郭松说，“那中国（中共）的体制你还不知道啊？老大来了，下面吓坏了。习近平能去见访民呢？不可能的事。他要真能做到去见访民，中国就不会有那么多访民了。”
体制内人士也上访
郭松为了弟弟的案子，也去国家信访局排过队，去中纪委、公安部递过材料。她说，她也是半夜去排队。“我们就像犯人一样，不是说你们在这站着，就很轻松地站着，不是，是那种大铁栏杆，就像屠宰场杀牛杀猪，把牛和猪往一个栏杆里赶，窄窄的小过道。不管是中纪委还是公安部，全是这种两侧的栏杆，人一排排一溜溜地往里赶，你踩我我挤你，还打仗。”
“那天我排了一天，早上去，一直排到快四点了。下午四点就不让进了，但是我心里默念，上帝保佑我，我今天一定能进去。我就心里一直祷告，等快（排）到门那儿了，我一看还剩二十分钟。最后放进去五个人，我是倒数第二名。”
郭松进去之后，跟前后的人攀谈了起来。排在她前面的是位男士，长得瘦瘦高高的，把头捂得严严实实，戴帽子、戴口罩还戴着墨镜。他跟郭松说他在北京司法部门工作，是告单位领导。他还提醒郭松把材料拿好，别让别人看着。
排在郭松后面、最后一个进来的是位女士，手里拿着一大堆材料，说话京味十足。她跟郭松说，自己是税务局的，专门管查账，查各大国企做假账、做黑帐、贪污腐败情况的。她因为说实话、讲真话反而被处理，就一直告。后来政府拿女儿的工作威胁她，不让她再告，现在她退休了，还继续告。她说，“那些什么税务专员，都是我讲课培养出来的，结果他们现在这么打压我。”
看到北京当地的都来上访，让郭松有点震惊。她说，一次就遇到两个北京人，如果自己天天去上访，能看到多少人？
“所以这个党，它们是为老百姓好吗？它们拿我们当人民吗？没拿我们当人民，没拿我们当家人，就拿我们当奴隶，把我们割‘韭菜’。所以这中共不亡啊，它都没地方去。它就这一条道，它一定灭亡。”
郭松还说，除了信访局，她还看见医院里也是人山人海的，“中国老百姓一辈子的结局就是辛苦、挨累、没尊严，挣着的那点钱省吃俭用地攒著，一旦得了大病，倾家荡产，最后钱也花了，命也没救下，人也死了。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悲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