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3日，在山东青岛市，在纪念中共海军成立70周年活动中，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前排中）与中外海军军官合影后鼓掌。
习近平想干什么？这是未来十年国际战略的关键问题。
在大的局势走向不利于习近平之前，习近平会做出一些对这个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举动。这个时间窗口不会很长，应当在两三年左右吧。
习近平有这类举动自有其理由，但对中国大陆和国外的其他人来说可能难以理解。因此，对习近平的盟友和对手而言，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预测习的行为，以便未雨绸缪。
习近平的情感或对各类问题的心理排序尤为关键，也许是最重要的决策因素。因为自2022年10月中共20大以来，习已在中国大陆确立了自己的“一尊”地位，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权威。
即使是毛泽东也不曾如此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也不曾拥有当今中国这样强大的军事和经济能力。
习近平权斗手段炉火纯青，目前除了军队内部发生叛乱外，中共军队在执行他的重大错误决策时，不会遇到任何阻碍。因此，一个错误决策总会贯彻到底，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甚至是全球造成严重后果。
现在，详细了解习近平个人的心理比了解中共的治理和控制体系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外国情报机构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来了解习近平个人内心深处的动机。但实际上，目前能做到的与占卜没有什么区别。
这项任务比起了解美国总统拜登甚至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心理动机要微妙得多，也重要得多。千万不要以为对主要政治决策者各方面的了解不重要，由于习的权威、不同寻常的执政方针，因此他个人细微的心理活动可能会带来极不相同的结果。
大多数国家的制度，至少是大国的制度，都是由最高政治层在不同程度上分担和调节决策，从而提供一个制衡机制来防止做出错误的决策。合议效应（collegial effect）通常是国家层面法律框架的一部分，它可能不会最终推翻政府首脑强烈坚持的观点，但却有可能对过激行为起到制衡作用。即使是一个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军队总司令于一身的“独裁者”（如美国），通常也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衡机制，以防止对国家未来做出不可理喻、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决定。
习近平的情况与阿根廷前任国家军事和政府首脑莱奥波尔多‧福图纳托‧加尔铁⾥‧卡斯特利（Leopoldo Fortunato Galtieri Castelli）中将的情况更为相似。
1983年1月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对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进行为期五天的访问期间会见了英国海军安特⾥姆号军舰上的官兵。(Sven Nackstrand/AFP/Getty Images)
1981年12月至1982年6月，加尔铁⾥中将担任阿根廷总统，随即就南大西洋福克兰群岛（阿根廷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的归属，带领阿根廷与英国爆发了一场仓促而灾难性的战争。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转移阿根廷公众视线，做出了让阿根廷卷入战争的荒唐决定。这一决定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做出的，而且由于他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控制而没有人能够阻止战争。
阿根廷武装部队在这场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也称马岛战争）中惨败于英国。
有鉴于此，我在最近几年提出的最令人担忧之处，是习近平“定于一尊”，会导致“加尔铁⾥综合症”的出现，中共的行为会扭曲到一个无视中国自身战略利益的方向。换句话说，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理性”评估无法理解未来局势走向，因此也难以做好充分准备。
在加尔铁⾥统治阿根廷之前，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也表现出了“加尔铁⾥综合症”，尽管他周围有顾问和法律约束，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不明智的举动，导致伊朗政府垮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中东的平衡，并将美国拥有的巴拿马运河拱手相让。卡特总统心理因素导致的这些事件，是美国长期战略衰落的关键起因。但当时他至少能够受到一些制约，没有让美国与当时的两大战略对手苏联和中共直接交战。
但今天，除了中共军队发动政变外，还有什么能制约习近平呢？
鉴于习近平多层屏障、环环相扣的自我保护措施，实际上这种情况也很难出现。最近，俄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商瓦格纳公司发生兵变，促使北京立即审视习近平总书记的弱点。然而，中共一直不允许建立像瓦格纳这样的非政府私人武装，而且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共一直在缩减地方军事首脑的军权，早期这些地方军事头领的权力实际上就像私人军阀。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瓦格纳的例子可以让习近平放心，只要谨慎行事，这种孤立的叛乱对他构不成威胁。习近平不仅全面摧毁、削弱或排挤了他在国内的对手，他还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封锁“清零”行动，即使是在失业率上升到社会失稳、中国大陆相当一部分人的毕生积蓄事实上被洗劫一空的时候，依然抑制了社会动荡。
2023年3月5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尽管中国的长期战略优势持续恶化，但在许多方面，习近平做得很好。外国情报机构竭尽所能削弱习近平的力量，削弱中共对关键领土和人口的控制，例如在新疆，鼓动维吾尔族人为独立而抗议，呼吁回到中共早期和前苏联共产党（CPSU）的时代，那时中共和苏共都支持恢复中亚汗国时代的“东突厥斯坦”。
但对于美国、中华民国（台湾）、日本、韩国、越南、印度、俄罗斯、澳大利亚和菲律宾来说，当务之急是要搞明白，习近平本人比中共更重要。
心理战略为攻防计划和行动提供了空间。它必须始终考虑到目标受众的心理状况，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了解习本人的心理状态。对于习的外国对手来说，不仅需要了解可能的应对措施，还需要了解如何区分习近平和他对台湾等邻国发动战争的能力。
国家级情报机构总是试图从现有的，通常是非科学的证据中推测其分析对象的状态和动机。他们投入资源了解敌对甚至友好国家决策者头脑中的关键行动触发因素。
当情报机构试图研究习内心潜在的敌意触发点时，很明显还必须预知，习采取行动需要的资源，然后确定如何在潜在的动武事件发生之前或期间解除他对这些资源的指挥权。
“加尔铁⾥综合征”一词很有针对性。加尔铁⾥中将是个酒鬼，这种情况导致他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做出反应迟钝、考虑不周的决定。而越来越清楚的是，习的长期酗酒史使我们有必要确定他是否也会自欺欺人，突然将国家军事资源投入到不可挽回的入侵行动中。
2005年曾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的袁（红冰）教授，在其2023年书籍中文版中详细介绍了其中的一些细节。他在该书《2025台海大决战》中详细描述了他作为习近平酒友的经历，当时习近平还只是一个小地方官员。袁先生详细描写了习先生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长征食堂与他一起喝酒的情景，习近平当时实际上就是一个酒鬼，他还说，在酒足饭饱之后，一向谨慎的习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他对战争和毛泽东思想的看法。
他说，习近平在父亲被清洗后，工作生活中一直非常谨慎。但在酒后，会表露一些他的中共原教旨主义的想法。比如他认为，为实现中共的目标而牺牲大量中国人的生命是值得的。
尚没有看到袁先生书的英文版。这本书对习近平的内心有非常真实和敏锐的观察，习能够在公开场合刻意掩饰内心的愤怒。这位教授指出，习先生的谨慎可能是由于他政治地位显赫的父亲习仲勋在1965年左右遭到清洗所致。他父亲在“文革”中被关押和迫害，直到1978年才完全平反。
此后，习近平学会了如何在党内险滩上航行，以确保自己的安全。
如今，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极端思想的衣钵，包括他的经济“内循环”，据说这将使中国自力更生，实现乌托邦式的自给自足。但他所隐藏的更极端的激进主义显然是中共内部和外国势力的主要担忧之处。
有人提到习年轻时在酒场的表现，总是暗指他是一位酗酒者。尽管当礼节需要时，他也会饮酒敬酒，但是自2015年以来，习近平一直禁止在官方活动中酗酒。也许他限制饮酒来自于他的双重行为模式，一种私生活和公众形象之间有巨大差异的行为模式。
2023年3月21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会谈后的招待会上祝酒。(Pavel Byrkin/Sputnik/AFP via Getty Images)
现在何去何从？
这里无意全面分析习近平所有可能的动机。
正如英国情报部门在二战中费尽心机了解阿道夫‧希特勒的动机和行为诱因一样（例如，他对“黑”魔法和其它神秘技艺的痴迷，以及其它一系列独特的个人趣好），有关习近平隐秘背景和相关行为的情报对了解他的战略决策过程至关重要。
关键是要确定在一个聪明人的头脑中什么是合乎逻辑的或可能的，而不是将分析师的逻辑“镜像”投射到研究对象身上。
习先生和希特勒一样，应该被看作是一个高度复杂、动机强烈的聪明人，对周围人的逻辑或指责有抵触情绪，有着操纵性偏执狂的性格，并因此先发制人摧毁了对手而幸存。可能这些特征的并非只属于习一人，然而，由于在中国大陆大权在握，他在当前全球战略方程式中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变量。
即使对习先生的深层野心和可能的触发因素有了相当的了解，还是会出现：然后呢？
对他的对手来说，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分析他过早地向邻国派出军队，成功的机会渺茫，但却要付出巨大生命代价，还是研究判断他的心理因素，来推测他何去何从？
对习近平的对手来说，最好的办法是制定战略，将习近平从他的权力中分离出来，就像末代皇帝溥仪一样，当中国陷入旧统治体制崩溃时，他却如同不知不觉地被孤立在紫禁城中那样，失去了权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内历来存在“分裂主义”和“分裂的野心家”，其程度远比苏联明显，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西方机构真正想要利用这一特点。
习近平已有效地把中国大陆大部分当代年轻人与国外新闻和影响隔绝开来。他们可能会基于自己目前的苦恼而抗议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但这些抗议又怎么来接受外部的支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