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国者》是近年来少见的纪实间谍小说，而且是出自作者长期调查、访问相关人士所写成的作品。
媒体工作者李志德的间谍小说《叛国者》在月前问世之后，引起热烈的回响，特别是该书是以1990年代军情局所执行的“少康专案”为蓝本所改编，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当年台海谍战的回忆。
对于情报事务的讨论仍然不足
《叛国者》是近年来少见的纪实间谍小说，而且是出自作者长期调查、访问相关人士所写成的作品，在媒体界甚少涉足的情报领域上，突显出独特的价值，跟稍早资深媒体工作者范立达跟调查局退休官员刘礼信合著的《调查员揭密》，以及张友骅探讨早年情报系统倾轧的著作《绑架蒋经国?!情治首长的背叛与夺权》，可以说是台湾媒体界在近年来情报领域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但是台湾媒体界在促进情报事务讨论的空间上，仍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虽然媒体对于情报事务时有报导，却一直是零星而片断的，较多的部分是回顾过往的情报事件和退休情报人员的事迹，比如说“少康专案”、2006年军情局官员在越中边境遭绑架事件、以及更早期的情报界历史等等。可是对于情报界的现况，乃至于未来前景，则甚少为媒体界所讨论，公众不容易透过媒体了解今日的情报界，更不用说了解情报界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未来情报世界。
国外媒体这样讨论情报事务
相对于台湾媒体界，国外媒体，特别是欧美日等国媒体对于情报事务的报导则深入得多，也积极得多。
以美国为例，著名记者鲍勃·伍德华(Bob Woodward)在1987年描写凯西(William Casey)执掌中情局时期的《帷幕》(Veil)以及长年报导美国国安局的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就是典型的例子，至于其他媒体工作者对于美国情报界的专题报导、专书、电视纪录片等等更是汗牛充栋。
在英国也是如此，BBC制作关于情报界的电视纪录片、播客、甚至可以在采取保护措施前提之下采访现职情报干员，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即使是相对保守的日本，主跑情报领域的媒体工作者们针对单一情报事件或综览情报界现况、探究情报界过往的作品在所多有，如探讨中情局跟战后日本政界、情报界关系的《秘密のファイル―CIAの対日工作》、概述当前日本情报界的《日本の情报机関―知られざる対外インテリジェンスの全貌》、叙述俄国武官吸收海自军官事件的《ドキュメント秘匿捜查・警视庁公安部外事1课スパイハンターの344日》等著作，就是出自春名干男、黑井文太郎跟竹内明等日本媒体工作者之手。
身为公营媒体的NHK也同样制作过探讨日本情报界的电视纪录片、报导日本情报单位的内幕、专访卸任情报首长北村滋等等。
NHK也同样制作过探讨日本情报界的电视纪录片、报导日本情报单位的内幕、专访卸任情报首长北村滋等等。（网络截图）
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评比跟这些国家相若的台湾媒体界，面对、处理情报议题的广度、深度跟这些国家同行相比，高下立判，实在让人感叹。
媒体界报导情报事务仍然受到局限
无庸讳言，议论情报事务，特别是本国的情报界在台湾的媒体界依然是相当敏感的，过往《壹周刊》报导国安密帐遭到国安局方面施压、搜索，撰稿记者谢忠良被监听长达两年五个月，《中时》记者吕昭隆回忆当时报导国安密帐的压力等前例，在在让媒体界感受到处理相关议题的风险。
再者，今日媒体界的浅碟化现象让媒体界疏于针对情报事务进行深度的调查报导，再加上耕耘情报事务议题的媒体工作者始终是少数，只能靠少数资深记者勉力支撑，使得这方面的议题不容易开展。
而情报界的封闭文化及内规，使得不少情报人员在退休之后仍对于媒体界的采访有所迟疑，必须靠主跑相关领域的资深记者以自身的人脉、关系，以及长期的时间洽谈，才能让相关人士愿意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论内情，从前述记者范立达回忆当时跟调查局退休官员刘礼信洽谈回忆录的过程，就可以看到这种内规束缚的影响。至于现职人士的敏感度就更高，即使是作为情报机构门面的情报首长，都少见接受媒体采访，以国安局为例，国安局长蔡明彦日前接受网络直播节目访问是罕见的情况。
《壹周刊》报导国安密帐遭到国安局方面施压、搜索，撰稿记者谢忠良被监听长达两年五个月。（图片截至TVBS网站）
在前述因素的局限之下，当国防议题成为今日台湾媒体界热议焦点的时候，跟国防议题同等重要的情报事务，却始终未能得到媒体的重视，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的报导。
台湾媒体界应该要更重视情报事务
如前述，当今日公众对于国防事务的重视，让相关议题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时，对于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情报事务，继续被台湾媒体界视为冷门、甚至敏感的领域，而未能得到同样的关注，是令人遗憾的现况。
事实上，从本文开头所提到间谍小说《叛国者》等著作在书市及口碑的热烈反响，证明相关议题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冷僻、乏人问津，只要媒体界有心者积极的耕耘跟探访，是可以在这方面的领域得到丰硕的成果。
至于台湾情报界在面对媒体界报导情报事务上，不应该被动、消极的因应，更不应该以“一切都是国家机密”的旧有心态规避媒体界的报导，相反的，应该把媒体界的报导视为督促自身进步的动力、形塑自身形象的助力以及作为跟公众沟通的桥梁。
因此情报界应该思考重新检讨退休人员出回忆录、回避采访的内规，重新制订兼顾公众知的权利、言论自由及维护机敏资讯的界线，让相关人员及媒体可以依循遵守。再者，情报界应该思考比照国外同行的作法，放宽面对公众的开放度、让情报首长作为情报机构的门面接受媒体访问，将媒体视为争取公众支持的助力，同时重塑情报界的形象。
结语
笔者深切的期盼，台湾媒体界能够引领情报事务议题的讨论，让公众更重视情报事务议题，让台湾社会不再对于情报事务抱持隔阂及疏离感。更期望情报界思考调整态度，以更开放的心态面对媒体界，为情报界、媒体界、公众及台湾国家安全创造共赢的契机。
※作者为情报体系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