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报》，清朝末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刊印的一份小报。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这份小报忽然名声大噪，原因是它引发了清王朝最后一桩文字狱。
首先介绍一下这桩文字狱牵涉的两个人物。
（章太炎）
章太炎，那年33岁，曾经积极参与变法维新运动。变法遭到镇压后，他受到清政府的通缉，避难台湾和日本。戊戌六君子惨遭杀戮，使他极为愤怒，至此打消对清政府的幻想，由改良派转为革命派。1900年他返回国内，撰写多篇文章，与改良派展开论战，积极倡导革命。1902年2月再次遭到清政府的通缉，流亡日本，和孙中山结识，更加坚定了推翻清王朝的信念。1902年6月回国，继续撰写和翻译文章，向大众传播民主思想。
邹容，那年18岁，富商之子。他没有像很多公子哥那样出入风月场纸醉金迷，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反叛精神，积极接受新思想新文化。17岁自费东渡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因为剪了清政府派驻日本的学生监督的辫子而被逼回国。回国后立即参加抗法拒俄运动，加入拒俄义勇队，并完成中国近代史上如冲锋号角一般的《革命军》一书，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
1903年6月29日，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文中痛斥康有为等改良派的保皇言论，蔑视光绪皇帝的无知无能，讥讽清廷高官的腐败愚昧，大力宣扬革命主张。
清政府的神经被刺痛，下令查封《苏报》并缉捕章太炎、邹容等人。
众人闻讯后纷纷躲避，因此租界巡捕查封报馆时只抓到一个账房先生。
唯独章太炎，当天晚上他也得到了封馆抓人的消息，这次他非但没有逃跑，第二天竟然"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地前往报馆等待抓捕。巡捕再来抓人时，他主动迎上前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这里没有别人，你们要抓的章太炎，就是我！"
事后，有人讥笑章太炎主动就逮实属愚蠢之举。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上对此回答：我等书生，手无寸铁，无法和官府抗衡，只有入狱，志在流血，上可以质问皇天后土，下可以无愧四万万百姓。
壮哉章太炎！
邹容闻听封馆抓人的消息后，到一个传教士的家中躲避。章太炎给这位小弟写信，"以大义相招"。邹容十分敬佩章太炎，接到信后，立即慷慨赴狱，誓与章太炎共生死。
按照《大清律》，章、邹二人犯有"妖言惑众"罪，要被凌迟处死。清政府电令上海道台、上海领事团和租界当局交涉，要求将章、邹交由清政府严惩。租界当局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清政府又派出庆亲王奕劻，直接和北京的英法美公使团交涉，结果也被拒绝。
租界和公使团为什么拒绝交人呢？事出有因。
几乎和《苏报》案同时，北京发生"沈荩案"。沈荩，维新派人士，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3年进入北京，因在报上揭露丧权辱国的《中俄密约》内幕而被捕。7月31日，慈禧亲自下令将其"立毙杖下"。沈荩被处死的过程十分残酷，行刑长达五六个小时，行刑者手臂酸软，打得沈荩血肉模糊、"骨已如粉"，但是还没有断气，最后用绳子将沈荩勒死。
沈荩之死被披露后，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纷纷谴责清政府的野蛮残暴。租界和公使团据此推断，如果把章、邹交给清政府，他们必定会像沈荩一样被残杀，因此坚持《苏报》案犯在事发地上海租界进行审判。清政府无奈，最后只好应允。
于是，上海租界按照西方法律程序组成了一个由英国驻上海副领事主持的临时法庭，原告清政府和被告章、邹等人均聘请律师出庭。
清政府律师指控章、邹发表煽动颠覆性言论，要求判处二人死刑或终身监禁。
章、邹二人和他们的律师则依据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畅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对所受指控进行义正辞严的驳斥。他们的反驳博得旁听者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经过多轮辩论之后，在英国副领事的坚持之下，章太炎、邹容得以轻判，分别被判处3年和2年监禁。
这桩清朝最后的文字狱，不仅使清政府杀一儆百、借机立威的愿望成为笑柄和泡影，甚至适得其反，演变成了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绝好舞台。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还不知道民主和革命为何物，《苏报》案就像宣传书和播种机一样，使民众的思维和眼界大开，新思想迅速传播开来。
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由于是秘密刊印，最初只是在革命者之间传阅，印数很少，而《苏报》案后，"人人欲索而观之"，每天来上海寻求此书的人络绎不绝，国外也纷纷出版译著，印数很快突破百万。
专制的清王朝本想用残暴手段扑灭革命火种，不料反而使火种燎原。
这桩文字狱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杀死了很多精英人士心中的改良幻想，使这些人转而投入革命的行列。
《苏报》案后，不仅革命书籍《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流传开来，倡言革命的报刊《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也纷纷创办。暴政的压制没有吓倒民众，反而使更多人觉醒。人们前赴后继，不畏牺牲，为推翻专制王朝积蓄力量。
随后，光复会、华兴会以及同盟会的成立，宣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已经势不可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