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餐厅器具转售企业老板A某，他说：“最近一两个月，中国各地的餐厅停业数量暴增，很多人要求购买二手器具。”A某的公司是该行业排名前三的大型企业，主要低价购买大城市停业餐厅的厨房器具，再卖给新开的餐厅。截止去年，他只在北京、上海等地运营仓库，但最近他在南京、杭州等四个城市又开设了1000坪（约3300平方米）的大型仓库。仓库里堆积的器物可以在约4万家餐厅使用。他说：“从解除防疫措施后新冠疫情稳定的3月开始，中年人开始集中当个体户，二手餐具库存告罄。但3-4个月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停业，二手餐具过剩。”
今年3月是中国经济重启（重启经济活动）带来的经济暴涨期待感大增的时期。但此后短暂上升的内需景气转入低迷，中国中年人惨烈的“个体户失败记”不断涌现。在疫情期间大量失业的30代后期至50代白领（文员）开始开业做餐饮，没能坚持几个月就关门了。在中国，解除防疫措施后，人们对会出现“补偿消费”的期待感很大，但随着经济不稳定的担忧仍未消除，消费者们纷纷捂住了钱包增加储蓄。不仅是消费，房地产、制造业、出口、投资等指标也出现了恶化，美中矛盾持续，经济没有复苏的迹象。中国领导层因担心人民币汇率飙升（人民币价值暴跌），甚至不敢拿出大规模经济刺激的政策。青年失业率达到21.3%，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经济放缓后的风暴似乎正在扩散到失业的中年层。17日公布的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同比为6.3%，低于预期的7%左右。
今年以来，在中国涌入个体户群体的中年人大部分来自房地产、IT（信息技术）和教育行业。中国人称他们为“三大失业群体”。他们因房地产开发企业限制贷款、“打击大科技公司”、“禁止课外辅导政策”等中国政府的行政之刀和动态清零政策引发的经济放缓彼此迭加的“双重风波”而被赶出职场。
A某讲的一段“失败记”就是如此。来自中国IT大企业阿里巴巴管理岗位的40代男子今年3月在北京购物中心开设了连锁餐厅，但由于没有钱支付接下来3个月（6-8月）的租金，所以决定在5月底停业（中国通常以季度为单位支付租金）。据说在开业的3个月里，200平方米（约60坪）大小的餐厅从未坐满过人。他为装修及加盟特许经营费支付的初期投资金200万元（约3.5亿韩元）全部耗尽。在另一家IT公司工作的一位北京的30代律师上月辞职后，在考虑创立咖啡厅时，看到周围的事例，决定离开“首都”回到故乡杭州。
北京的星巴克店铺最近中年顾客明显增加。中国星巴克被称为年轻女性经常光顾的“热门场所”，最近则很容易看到失业的中年人打开笔记本电脑找工作或公司个人创业。失业1-2个月的人去星巴克，失业超过3个月的人去麦当劳（咖啡价格更低）”——这句话最近在中国也很流行。
IT平台行业的临时岗位也聚集着中年人。19日，笔者见到的隶属于中国车辆共享服务滴滴出行的一位司机说：“去年我在大企业上班时，花了2万元人民币（约350万韩元）把车内座椅换成了皮革。今年年初失业后，我为了每单赚20元人民币（约3500韩元），用这辆车载客。”
英国经济学家最近提到了中国经济“二次衰退”（短期复苏后再次衰退）的可能性。微博（中国版推特）等媒体提到30年前日本泡沫破灭的时期，很多人担心中国可能也会重蹈“失去的时代”的覆辙。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说经济会复苏的“表面文章”，立即采取措施。北京一位企业家说：“新冠疫情三年来积累的国民愤怒，可能会时差性爆发。政府亟需制定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