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PP资本结构。资料来源：转摘自“中银研究：PPP模式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7月27日，中纪委网站公布焦小平被“双开”。焦有一条独特的罪名“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公开资料显示，焦1989年（23岁）起即在财政部工作，2022年6月才调离、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履新8个月就在任上落马。显然，落马与焦曾是PPP在中国的一个主要推手（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主任）的经历有关。
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适用于投资规模较大、价格调整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类项目。从英国引入，2014年在中国兴起，当年5月财政部成立PPP工作领导小组（一个副部长担任组长）。从下图可以看，2014-2017年是PPP的涨潮期。不过，由于乱象横生，PPP很快由热变冷，2017年11月“92号文”发布，PPP清库，众多项目叫停，由此转入低潮期。
中国PPP趋势图。转摘自“中银研究：PPP模式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目前，中国已成全球最大PPP市场。今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称：截至目前，全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累计入库项目10,338个、投资额16.78亿元，其中示范项目866个、投资额20,115亿元。可问题也在累积着，以至于2023年进入停摆状态。财政部PPP中心项目库暂停入库，一些地方政府整改以往实施的PPP项目，PPP下一步走向何方，是个悬念。
而这期间（2014-2022年6月），焦小平先后担任财政部PPP中心副主任、主任一职，地位重要，他还主持编写编译了多部与PPP相关的书籍。焦小平“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应该就在这段时期。
今日PPP的乱象，从今年6月26日审计署署长侯凯所作《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可见冰山一角。该报告披露2022年PPP项目审计情况：此次重点抽查了18省市本级及187个地区计划总投资1.53万亿元的408个项目，发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入库环节审核不严。11个地区的19个项目是由中介机构通过夸大预期收入、调减财政支出责任等方式虚假包装后得以入库，其中14个项目存在政府部门虚构财政财务数据的现象。
二是履约环节不尽诚信。11个地区的14个项目以承诺办理用地手续引入社会资本，但由于占用基本农田无法获得用地许可等，导致项目因土地未落实而停工停建或进度缓慢。
三是建设运营环节不当推责揽责。一方面，6个地区将新城新区产业规划、城市运营等职能，与具体项目“整体打包”交由社会资本方实施，因远超社会资本方能力，大多半途而废。另一方面，10个地区在15个项目中违规约定由政府方或当地国企负责运营，不当承担了应由社会资本方承担的风险。部分项目形成损失浪费。至2022年6月底，有151个项目进展缓慢、停工甚至烂尾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7.22亿元；10个地区违规建设10个会议场馆或景观工程等，涉及计划投资75.66亿元。
据署名“老蛮频道”的推特账户说，财政部对抽查的408个PPP项目都公开提出了严厉批评，说有些根本就不应该作为PPP项目存在。这还是抽查，整体情况当更严重。
而当前PPP最大的问题，是显着增加了政府的债务风险。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资本结构失衡。PPP本意为分散政府投资风险，带动民营资本；但是，PPP项目中的社会资本方通常以国资背景企业为主（图5）。2021年，国有企业（含央企及地方国企）中标项目数量已超全年总投资的81.2%，中标投资规模更是超全年投资总额的95%，民企中标项目投资规模已不足3.6%。
资料来源：转摘自“中银研究：PPP模式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第二，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大量项目仍需依赖地方财政补贴。截至2022年末，需地方财政补贴的“可行性缺口补助”及“政府付费”两类回报机制已成为PPP项目的主流，二者合计占所有PPP项目比重近97%（图6）。大规模补贴对大量使用PPP模式的中西部省份的地方财政带来较大压力。
资料来源：转摘自“中银研究：PPP模式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建议”
虽然当局规定“严禁申报财政支出责任超过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红线的项目和存在影响PPP项目规范运作，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项目”的，但往往流于形式。
当局正为地方债务头疼，现在PPP大漏洞又被掀出来，岂不恼火？焦小平落马，罪名有好几个，其中“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形变调，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这个罪名却是很严厉的。
中国PPP的乱象，焦小平当然负有责任，但还有更多责任者也须追究。事实上，PPP兴起时，除财政部外，国家发改委和住房城乡建设部也在力推。在政府内部，对PPP也有不同意见。2016年10月14日路透社刊发的“财经洞察：中国力推的PPP面临什么样的困与惑？”一文，援引中共官员的话说：很多地方政府官员只把PPP项目作为政治指标和任务来完成，这不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反而变成“挖坑埋雷”；中共在政策制订方面只考虑短期政策的效果，却忽略了长期制度建设，而后者又恰恰是中国目前最需要建设和完善的方面，包括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完善社会基本信用体系、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等。这说明不是没有清醒的人，但他们却起不了作用。
据说，中共力推PPP之初，外国资本非常兴奋，觉得这是自己的强项，“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不过，在参与了两个PPP项目的竞标之后，发现不对劲（与国外有很大不同），就基本没有参与。
总体来说，中国PPP的畸变与乱象，在个人罪责之外，更多体现的是中共体制的糜烂与治国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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