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巨大的过剩人口，却有极度恶化的生态，各项最主要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也极度贫瘠。这说明，中国离开世界，离开发达国家的巨大市场，离开发达国家的科技活力，要想主要依靠内循环，现代化的实现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对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渐下降，经济学家在十年以前早有共识。这是因为，只要没有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相应的政治改革，允许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定会遇到各种瓶颈而无法继续。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如果沿着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世界本来会欢迎中国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欢迎中国以自身健全的市场机制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的分工、合作，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维持一定的势头。最重要的是，只要中国继续扩大与国际的全面接轨，彻底融入世界经济，从1980年代开始的中国城市化奇迹就能延续下去，将有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工吸收到城市中去，使本来依靠小农生产方式谋生的农村人口得以继续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实现上述的两个弥合。借助改革、开放，让世界帮助中国消化巨大的过剩人口，帮助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乃至全体国人的收入水平，弥合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这是百年来中国遇到过的最好的机会，反映了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梦想。
可是，这种百年未遇的机会已经被中共的自私和贪婪所断送。自从中国进入以重新大力建立党国体制为特征的新时代后，经济增长率一路走低，目前已经降低到百分之五以下。由于强硬谋求党国体制的进一步加固，中国和几乎所有奉行民主体制的发达国家的关系变得疏远，如果不是对立的话。在党国体制下，中共用《共产党宣言》的理念作为继续骗人的幌子，扼杀了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的可能性。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情况下，名义上是政府在作决定性的资源配置，实质上，由于强调党领导一切，资源的决定性配置自然变成党的特权，并为党的战略目标服务，而不是旨在改善民众，特别是中下阶层的福利。由于没有市场的供求双方产生的均衡价格的信号，党对资源的配置只能是瞎指挥，全凭心血来潮。新时代不过将九龙治水，政出多门变成定于一尊而已，却更加朝令夕改，前后矛盾，没有任何制衡，唯有谄媚和奉迎。可以预见，只要党国体制继续主宰资源的配置，不但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难以弥合，而且，由于城市化率面临倒退，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的收入也难以提高，使城乡收入差的鸿沟继续扩大。只要两个弥合难以实现，中国百年未遇的全面现代化的机会必定离中国远去。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的赤裸裸的背离。发育要素市场必然会使党在经济活动中寻租的权力越来越小，而针对党的瞎指挥导致的市场失灵，侵害企业和民众利益的追责却会越来越严厉，使得党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显得多余，显得有害。如此一来，随着要素市场的充分发育，随着党干扰经济，破坏市场的真面目的暴露，党必然被人民和企业所唾弃，最终被彻底边缘化。这本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头等好事，对人民的幸福来说也是头等好事。但是，对一心寻求凌驾于法律和宪法之上，享受特权的中共来说，是决不甘心的。为了拯救中共的执政安全，中共的保守派只能强行扼杀要素市场的发育，开改革、开放的倒车。现在，为了挽回民企和民众的信心，出台了民企31条，好话说尽，却回避一系列要害问题：即中共究竟让不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究竟让不让民企享有国企的同等待遇，对于为了让国企做大做强而不惜动用国库，给予他们的种种优惠和特权，民企究竟能不能同等而自动地享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究竟能不能还给市场？显然，这是中共保守派最感害怕的问题。难怪31条完全回避。
所以，中国经济遇到一个要不要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的死结。只要这个死结无法解决，中国也就无法实现两个弥合，无法实现将广大农民和农民工包含在内的全面现代化。中共已经意识到在自己的治下，这种意义上的现代化遥不可及，正在推出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神话。可以断言，就像当年的人民公社道路，后来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以及再后来的华西村，南街村道路那样，不管一时被吹得如何天花乱坠，都已一一破产一样，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也将作为一个自说自话的，反市场，反宪政民主的笑话载入人类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