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国和苏联似乎处在了战争边缘。
那年3月，两国爆发了一场致命的边境冲突。克里姆林宫暗示要发动核打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言辞交锋。毛泽东警告：“谁是在我们头上拉屎，我们得还敬！”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称毛泽东“背信弃义”。莫斯科和北京此前宣称的牢不可破的联盟迅速瓦解。
于是毛泽东主动接触美国——他曾经公开宣称美国为敌人。毛泽东曾经严厉批评美国，称其为美帝国主义，这时突然将尼克松总统称为“世界第一好人”，到了1972年，尼克松出现在北京。这是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地缘政治地震。
如今，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反对美国，普京是习近平的“第一好人”。但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其权威因6月瓦格纳准军事组织的流产兵变而受到重创）明智的做法是牢记中国的过往记录。正如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米哈伊尔·卡皮查1982年所说，“中国人与任何人交朋友都不会很久。”
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政治方针植根于一种古老的战略文化，即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让其他国家相互对抗，这些国家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通常被视为蛮夷之地。毛泽东突然转向美国表明，当战略伙伴的作用变弱时，中国的忠诚可以非常迅速地瓦解。
1975年，中国高级外交政策官员耿飚向其他党的领导人解释了转向美国的原因。根据党内会议记录，他说这并不是因为“对美国有什么好感”。“（我们）是利用矛盾，”他指的是苏联人和美国人的冲突。他还说：“我们可以利用他。”
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继续亲近美国，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付北极熊”——他这样称呼苏联。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托马斯·沃森看清了这一点，在1980年警告卡特总统，中国人“在到处搞关系，我认为我们应该确保在采取行动之前把他们绑到我们身边，否则我们可能会后悔”。
就连苏联也警告美国北京不可信。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表示，西方“现在可能对中国抱有欣喜若狂的情绪”，但将会后悔。
中国转向美国后获益匪浅，它获得了西方技术、投资和广阔的美国市场，所有这些对于中国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飞跃和如今享有的全球影响力至关重要。
但到了1980年代初，邓小平又开始小心翼翼地挑拨蛮夷之地互相对抗。
在那个10年余下的时间里，中苏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部分原因是两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均感到不满，并且认为美国人一心要推翻他们的政权。
习近平或许感觉到与美国加深接触带来的回报正在递减，因此在普京时代再次回到了原点，支持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并谴责美国。
西方的确应该担忧。普京和习近平在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方面明确站在了对方一边，时光倒流到中苏兄弟情谊的时代。普京的复仇主义和军事侵略与中国的经济实力相结合是危险的。
但普京犯了一个潜在的严重错误，他砍断了与西方的桥梁，全力与中国合作，罔顾北京利用其友谊的历史。
虽然中国为普京入侵乌克兰提供外交掩护，但基本上没有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发生冲突，从根本上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其陷入困境的附庸国的利益之上。俄罗斯的孤立状态日益严重，这使中国能够以折扣价获得俄罗斯能源产品。目前，中俄之间的大部分贸易都以人民币结算，这减少了俄罗斯面临西方经济压力的风险，但也推进了北京削弱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主导地位的目标。与此同时，随着战争的拖延，中国半心半意地呼吁乌克兰实现和平，从而能够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参与者。
另一方面，普京却让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小跟班。上个月瓦格纳叛乱后，他看上去很受挫，没有安全感，他可能会更加依赖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习近平无疑会注意到这一点。与过去的 中共领导人一样，他尊重实力，但也知道如何利用弱点，在他继续挑战美国的过程中，俄罗斯仍然有用。普京仍可为国家做出重大战略选择，只要这些选择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这些利益出现分歧，中国还会支持他吗？或者，如果俄罗斯精英对他的错误决定失去耐心，并试图将他赶下台呢？或者对中国来说，支持他的全球成本过于沉重怎么办？
中国仍然是毛泽东时代的那个神秘、自私自利的共产党国家，其全球政治观认为结盟只是暂时性的。没有耿飚五十年前所说的“好感”，只有冷酷的算计。
今天，对中俄之间新的统一战线如此关注的西方国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普京也应该记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