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军内主张对话派不敌主张镇压派，这是掌握军权的邓小平得以大开杀戒的一个重大原因。军队高级将领亦分为主张对话和主张镇压两派。主张对话派、反对向人民开枪的高级将领包括王平、张爱萍等八位将军，他们联名给戒严总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发信：“人民军队决不能向人民开枪；军队不要进城”。而张爱萍早在学生绝食时，就主张与学生对话。据《解放军报》记者江林在六四后对张爱萍的采访，他在戒严前曾经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要求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江林说，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普遍有反对开枪的抵抗情绪。可惜的是，“这些空有老资格但并未实际执掌兵权的老将……难阻戒严”（戴晴，2014），亦难阻屠杀。
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很特殊。根据姚监复、鲍彤、许家屯、蒋彦勇和高新的文章，在中央决定戒严前，杨实际上是支持赵紫阳的。赵紫阳在《改革历程》中也这样认为。学运开始时，杨尚昆维护赵紫阳，也十分赞同赵紫阳对学潮的软处理主张，不赞成戒严。但此后杨尚昆可能摸透了邓小平的真实想法，或者迫于邓小平的压力，或者和邓小平有某种交易，杨转而积极参与并部署镇压学运。从赞成对话派转向主动镇压派，杨尚昆在关键时刻的变色龙立场，对赵紫阳一派非常不利，是对话派阵营的重大损失，也是邓小平镇压派的重大收益。但杨尚昆在“六四”中的真正作用，决非反复无常那么简单（参见笔者写于2010的评论“杨尚昆在六四中的作用（一）（二）”）
在镇压89民运的问题上，邓小平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军内都有一言九鼎的权势地位，他亦发挥了一言九鼎的政治作用和指挥作用，并且获得有实际调兵遣将能力的杨尚昆的全力合作，和党内其他保守派和军内镇压派的鼎力支持。和他们的实力相比，党内和军内的主张对话派和开明派都处于劣势地位，他们自己的力量都不能战胜党内保守派和军内镇压派，那么这场实验唯一能够成功的可能就是，党内改革派、军内开明派、学生、知识分子及其他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阵线。这样或许能对对话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可惜的是，当5月20日李鹏宣布戒严时，党内开明派、学生和知识分子就错过了建立有效对话沟通管道的机会，错过了形成统一战线的机会。这是对话失败的第四个原因。没有统一阵线，这场规模浩大的实验鲜有可能成功。不错，党内温和派力量一直在寻找与学生沟通的契机，知识分子也尽其所能积极斡旋于广场，但所有斡旋、协商和对话在5月底统统失败。这和广场学生内部的纷争、缺少统一的、有限的、明确的目标和强有力的领导，有时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被少数绑架有关。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场伟大实验失败的原因：1）党内高层对对话的看法南辕北辙；2）党内开明派的政治力量不敌党内保守派；3）军内主张对话派不敌主张镇压派；4）党内开明派、军内对话派、学生和知识分子没有形成广泛联盟。而这四方players（参与者）——党内开明派、军内开明派、学生和知识分子，谁也不具备单独挑战或战胜邓小平等镇压派的实力，因此广泛联盟应是不得不的选择。
用社会协商对话解决社会冲突，是本文检讨89民运的一个视角。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应是中国未来步向宪政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文明世界处理纷争的良药。发生在北京的屠城责任肯定是屠城者，但是对话失败，应是对话各方都需检讨，以求未来成功的镜子。当然，眼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比起1989年民运时期，不知坏了多少倍，解决社会冲突的文明机制完全缺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情况不会总是这样坏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