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开始，中共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理念，迫使社会沿着一条扼杀市场机制，扼杀亿万民众在改善生活，增加收入方面所呈现的自发性和首创性。具体来讲，在城市，中共强迫赎买资本家的企业，将工人变为没有人权和自由选择的工奴。在农村，中共用谎言和暴力剥夺了所有农民的土地，使他们全体沦为没有产权，无权掌握自己产品的农奴。中共将民间一切财富收归国有后，将它们纳入计划经济的桎梏，置于极权的控制之下。其结果，中国沦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与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作为现代化主要标志的城市化率甚至发生了倒退。大批知识青年被迫离开父母，到边远和贫困的农村，从事最原始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效率损失。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中国百姓来说，是一场失败的计划经济试验，不啻于一场巨大的灾难。
正因为党国体制下计划经济是一场灾难，1978年当局决定走一条不同于计划经济的道路。一开始，犹犹豫豫的当局准备走南斯拉夫的混合经济道路。结果不久，南斯拉夫自己抛弃了这条死胡同。于是，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决定继续走开始于1980年代的市场导向的改革道路。长期生活于农奴制下的广大农村人口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但获得了对土地的使用权，还获得了离开农业，进入非农产业打工的权利。同时，随着五十万家国营工厂的私有，沉睡其中的各种要素被解放出来。巨量的劳动，资本，和土地要素获得自由之后，客观上构成巨大的供给能力，使中国迅速成了世界工厂。这里的关键是，这种供给能力并非是盲目形成的。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发育出要素市场，但是世界上存在着要素市场，通过世界市场的价格引导着中国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以满足世界市场上由于各国单边开放所带来的巨大需求。中国加入WTO后，欧、美、日市场并没有要求中国立即对等地开放自己的市场。这也许是一种错误，使中国陷入杨小凯生前警告过的后发劣势中去。既然来自欧美日市场的需求是现成的，成熟的，有效的，供需双方的结合，使双方都大大受益的同时，也使中国失去压力，不再进一步做关键性的制度改革，便能坐收全球化的红利。这是从1980年代起，经济增长率长期维持在平均百分之九的高水平上，有时甚至高达百分之十几的主要原因。作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标志之一的城市化率，从改开初期低于20%，迅速上升到40%以上。若按官方的口径，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常住人口计算的话，则目前的城市化率甚至达到60%左右。这可以说是一个当代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