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动力已不再廉价，在中国大量生产廉价商品出口的旧有模式已失效。日本专家认为，中国已坠入中等收入陷阱。图为2023年4月19日，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舟山港的货船。(STR/AFP)
不久前，人们关注中国的一个问题是GDP（国内生产总值）何时超过美国；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那一天不会到来。中共的倒行逆施导致中国正在坠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成为发达国家——这是日本经济专家的观点。
投资泡沫破灭
日本资深媒体人、经济问题专家土谷英夫（Hideo Tsuchiya）8月3日在媒体刊文，表达了上述观点。他之所以提出此观点，是基于以下分析。
中国4至6月的GDP比1至3月增长了0.8%；1至3月的增长为2.2%，这是经济减速状态。并且，这不是疫情后经济恢复迟缓，而是近20年形成的不动产泡沫加速崩溃造成的。3年前的2020年8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士‧罗格夫（Kenneth Saul Rogoff）等金融专家就发出警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达到潜在不安定的顶点。
中国的GDP中广义不动产约占三成；如果不动产跌二成，就将使GDP下降5%～10%。恒大集团等的经营危机正趋向表面化。2004年以来，中国的总投资比例一直超过40%（2006年39.8%），一直高出民间消费支出。这种现象在其它国家看不到。
中国未富先老
文章说，如果搞叠加投资，就会导致收益递减，回报减少，造成债务积累。譬如，中国的高铁运营了15年，始终亏损赤字，国家铁路集团负债超过120兆日元（8465亿美元）。
土谷英夫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很危险，房地产价格下跌，消费不振，出口减少。在中国的生产基地也陆续迁往国外。
此外，靠出售土地获取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因出售量骤减，导致陷入财政危机。在政府旗下约有1万家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已达1200兆日元（8万4653亿美元），很可能与银行一道成为金融危机的震源。
另外，青年失业率为历史新高；今年有超过1100万大学生毕业，将进一步推升失业率；而不在统计之列的农民工的失业率也在增长，中国经济处于下跌的漩涡之中。
关于中国经济“日本化”的说法很多，但作者认为，日本的经济泡沫是在成为发达国家之后破裂的，不可同等量齐观。而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如果经济增长长期停滞，其成为发达国家的道路将被切断。再者，中国目前的出生率也低于日本，“未富先老”正成为现实。
中共无视世银专家建言
习近平掌权前的2012年2月，在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倡议下，由世银和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中国2030》（China2030），旨在探讨中国该如何免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指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中等收入，人均GDP为10,000至12,000美元）后，经济成长变缓，停留在该经济水准。坠入这一陷阱的国家，因薪资上涨而失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也无法进入高附加值市场及发达经济体（发达国家）行列。
报告强调，中国应该完成向市场经济过度，让民企能自由参与国企所垄断的行业。此外，政府要消减浪费，廉洁、透明、高效，依法管理。
然而，中共当局非但没有实行国企民营化，反而要将国企做大、做强，推动国企合并。同时，在民企、外企中也强行设立中共党支部……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党进民退”。
此外，中共当局还赤裸裸地压榨民企，例如打击教培行业，使一千多万从业者失业，补习职业瞬间消失。
土谷英夫最后也感叹中共当局不听世银的忠言，一味地倒行逆施……
日本内阁府也曾“开药方”
早在2013年12月，日本内阁府便在白皮书《中国经济稳定增长面临的挑战》中表示，中国经历了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平均增长率超过10%；但2012年以后，增长率维持在7%左右，增长速度开始放缓。数年的低增长与人均GDP达1万美元这两个因素，将给中国带来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为避免坠入陷阱，日本当时给出的对策大抵是：随着投资重要性的降低，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在出口、产业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完成产业与出口结构的高端化、多样化；培养与合理配置承担技术进步的中坚、高端人才；在城市化进程中增加中端人口；通过改革金融市场使资源有效分配，改革户籍制度、保护知识产权等。
白皮书认为，为避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尽早推进真正的结构改革；并表明，留给改革的时间不会太多。
中国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曾任日本著名国际贸易公司丸红的经济研究团队长的铃木贵元（Takamoto Suzuki），非常了解中国的经济情况，上个月，他在接受日本国家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出口下降，情况非常严峻。今后，中国经济很难想像会从眼下的徘徊不前加快脚步。
日本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柯隆（Long Ke）也曾撰文表示，中国想要成为发达国家，需要克服太多的结构性问题。
首先，中国的劳动力已不再廉价，在中国大量生产廉价商品出口的旧有模式已失效。换言之，如果不花时间完成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就无法成为发达国家；再者，在劳动人口减少的现状下，昔日的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负担，因此需要从过去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经济模式转为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推进技术革新进步；并且，企业需要真正从事研究、开发，重要的是要依法保护专利等知识产权。
柯隆认为，要解决这等问题，必须以市场机制为核心。中共当局要将国有企业做得更大、更强，这种想法明显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中国从2007年经济增长减速，其原因与其说是中国经济情况所致，莫若说是政府的经济干预导致的结果。此前的经济增长正是市场活力的产物。
他表示，下放权力与放松管制非常重要，政府越是加强干预经济，就越是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
土谷英夫最后表示，如果仅从中国的人均GDP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从时下国内、国际的政经环境与中国的经济实际状况看，可以说：中国正在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