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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诚:一场无声的隐形政变──剖析中共“火箭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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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事件虽然称不上是军事政变,但却具备潜在的政变形式。如果未能遵照习近平练兵备战的要求,乃至出卖情报、沉溺贪腐,那就是一种消极抵制下的无声反叛;另一方面,在政治忠诚不足和纪律涣散之下,乃至使领导颜面扫地、威信尽失,也可视为一种隐性抗命之下的另类政变!

火箭军事件虽然称不上是军事政变,但却具备潜在的政变形式。图为习近平上周新任命的解放军高阶将领合影。(图片摘自网络)

习近平在2015年12月31日设立了火箭军,对之寄予厚望。火箭军(前身为“二炮部队”)隶属独立第四军种,听命于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担任常规导弹与核打击、核反击的战略作战任务。如果要打仗,火箭军必将率先出击,任务是“战场准备”(prepare for battlefield),包括扫除战争障碍与先制攻击的任务。对习近平而言,火箭军是他追求强军之梦与中国霸权的战略支柱。

然而,中央军委主席与这支王牌军之间的“服从-信任”关系已经断裂。实际上,在这种上下“信任脐带”断裂之前,火箭军早已“内生”了一场无声的隐形政变!

在寄望与猜疑之间

一般认为,由于火箭军是实现习近平战略野心的重要工具,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对解放军的掌控超过所有前任,但事实上未必!“军腐”问题一直有如芒刺在背,令习近平感到忧虑与愤怒,始终处于寄望与猜疑之间忐忑不安。自其上台以来,“反军腐”一直是习近平整体反腐运动的焦点与目标。习近平就亲自指挥、亲自部属“反军腐”问题至今,已有数十位高级将领中箭落马,纷纷接受腐败调查和判处监禁。其中包括前中央军委两位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二人制造了中共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军腐问题。

军队的“贪腐产业链”

一般认为,“产业链”(Industry chain)总是带来效益与生产,实际上,产业链也包含以贪腐为利基的“寻租生产链”(rent-seeking chain),也就是一个集团内部的贪腐共生结构和“利益寄生集团”,在其中进行一种内隐性的“食髓行为”。在我看来,火箭军就是一个“军备寻租体”,通过采购(庸金)、维修(回扣)、供应(卡油)……等等环节,形成了中共军队的贪腐产业链。

近平试图并吞台湾的野心,也将因“军腐”问题而受到耽搁与推迟。(美联社

这种“军队贪腐产业链”表面上以“军队保党”的政治任务获得护身符,以“人民军队”的荣誉取得保护色和防护衣,并在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中获取剩余利益。说是“剩余”,其实因为军费基数与日常开支庞大,即使削骨剔肉,依然肉丰味美、令人垂涎。这就是中共军队由上而下的“包庇系统”和“关系掩护”之下所形成的隐蔽共犯结构。

除了可能涉及“第三方泄密”的重大犯罪之外,如果合并“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正在展开的“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清查整肃治理”活动来看,连身为外部人身份的“评审专家”都在调查之列,这就意味“军腐”问题已上升至“内外勾连”的状态,形成一种“任务分工、集体分赃”的贪腐食物链。

火箭军的“无声反叛”与“隐形政变”

火箭军事件虽然称不上是军事政变,但却具备潜在的政变形式。如果未能遵照习近平练兵备战的要求,乃至出卖情报、沉溺贪腐,那就是一种消极抵制下的无声反叛;另一方面,在政治忠诚不足和纪律涣散之下,乃至使领导颜面扫地、威信尽失,也可视为一种隐性抗命之下的另类政变!

火箭军之所以称为“王牌军”,是因为这一支战略支援部队自建军以来即受到习近平的重视与扶持。(图片摘自网络)

这种“无声反叛”包含两个层面:

1,厌战与避战心理

别看习近平阅兵时军容壮盛,那是“表面的军威表演”,而非“有信仰的战力表现”。打仗不是靠呐喊和踢步,更不是靠摆拍或演练,而是靠勇敢冲锋、不怕流血和甘愿阵亡。换言之,除了军人素质与科技能力之外,不贪生、不畏死才是打胜仗的要素与条件。实际上,习近平天天挂在嘴边的“能打仗、打胜仗”等等,对军队未必有号召力。因为,在党国一体之下,中共军队名为“保国”,实则“保党”,所谓“党”其实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习近平”。军队以其生命保护习近平,也就是“为一人捐躯”或“为(马克思)主义送命”,军队未必甘于从命。实际上,习近平的“能打仗、打胜仗”六字箴言,军人的真实体认是“能打死、打到死”。世上没有一个军人是“不怕死”的,为一个仅仅因为“红二代”就高居国家领导人卖命,谁愿意?

对于出身农村的贫苦青年来说,从军不过是“糊口饭”。因为熟读马克思主义、服膺毛泽东教条而投笔从戎者,绝无仅有。对于各军种高级指挥官来说,打一场台海战争,成本巨大、代价高昂;倘若美国介入参战,共军必将遭受至少“五国盟军”(美、台、日、韩、澳)的全面围剿。在此情况下,共军士兵若非葬身海底,就是沦为战火冤魂,指挥官若非丢官罢职,就是军法审判战败之责。以上总总,必使共军产生厌战、避战、逃战、反战“四重心理”。换言之,即使习近平想打仗,军队也未必想打仗。

2,政治忠诚与军事专业的失衡

从晋升海军出身的王厚斌担任新任司令员,以及提拔空军出身的徐西盛担任政治委员,两人均未曾在火箭军服役,缺乏核武管理与导弹技术的专业技能,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人事调动,暴露了习近平把政治忠诚的重要性置于军事专业之上,意味在俄罗斯瓦格纳佣兵发动兵变之后,习近平加大了对军队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惜进行彻底的整肃与清洗,换言之,在可能出现“中国的瓦格纳”之下,习近平已经对火箭军失去了信任。

习近平(中)7月31日晋升新任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后排左)、新任火箭军政委徐西盛(后排右)为上将。(美联社)

王、徐两人的任命,意味火箭军将处于停车熄火状态,这包括对整个军系进行纪检和调查,以及等待新任指挥官熟悉指挥与后勤系统的时间。这将出现火箭军现代化建设的“空窗期”,乃至处于士气低落、一蹶不振的状态。

习近平的战略雄心遭受挫折

火箭军之所以称为“王牌军”,是因为这一支战略支援部队自建军以来即受到习近平的重视与扶持,近年来更在中美对抗情势下借机扩充、身负重任。火箭军不仅拥有并掌管中国不断扩充的核武库,拥有(指向美国的)不同系列的导弹和大量发射井,并且是实现习近平“大国战略”的重要筹码。换言之,习近平致力于发展陆海空三位一体的核威慑,通过对“三大争议海域”(东海、南海、台海)以及西太平洋投送能力的增强,取得台海战略优势并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抗。在此情况下,火箭军的角色与地位至为关键。然而,随着火箭军的“不符所望”,习近平的战略雄心遭到了重大打击,中国“常规/核导弹”的现代化目标也受到牵制和滞缓。

另一方面,习近平试图并吞台湾的野心,也将因“军腐”问题而受到耽搁与推迟。一个贪腐成性、惧于作战的部队,何以担负攻台重任?换言之,火箭军事件不只是一桩“军腐个案”,而是习近平“中国梦”的破碎与瓦解。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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