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根据《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一书作者瑞·蒙克（Ray Monk）的记述，1951年4月28日，62岁的维特根斯坦躺在病床上，医生的夫人对他说，他的英国朋友第二天会来看他。就要失去意识的维特根斯坦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很多分析者认为，维特根斯坦一生饱受精神上的痛苦折磨（包括他的自杀倾向），怎么看都不会是幸福的一生，但他为何在临终前说出这句话呢？美国史丹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哲学家罗纳德·L.霍尔（Ronald L. Hall）专门写过一篇论文来分析此事，他认为维特根斯坦临终时或许说的并非“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philpapers.org/rec/HALIAW）
不管怎样，相比于那些网上流传的名人遗言，这句话十分触动我。要知道，正如今天文章所言，大多数人在临终之时，其实是没有任何话说，便离开了这个人世。
记录临终前的交流
是家人们应对悲伤的机制
莫特·菲利克斯（Mort Felix）生前常说，如果把他的名字当成两个拉丁单词来读，意思就是“快乐的死亡”。得流感的时候，他会开玩笑地嘱咐妻子苏珊，说等到他临终时，最好能播放贝多芬的《欢乐颂》。
但是2012年，时年77岁的他在走到生命终点之际，躺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家中的书房里，肉体为癌症所困，意识陷于吗啡的麻醉，音乐激不起他的兴趣，吃食也被他拒绝，他在三周的时间里衰朽了。
“足够了，”他对苏珊说，“谢谢你，我爱你，足够了。”第二天早上，当她下楼时，她发现菲利克斯已经去世了。
在那三周里，菲利克斯说了很多话。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同时也写了一辈子的诗，尽管他临终时的字句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但它们似乎都源自他对语言的关注。
“在悲伤中有如此多的‘如此’，”他在某个时刻说。“让我从这里下去。”他在另一个时刻说。“我失去了我的情态。”
令他的家人惊讶的是，他虽然一生都是无神论者，却也开始产生天使的幻觉，还抱怨房间太拥挤——尽管房间里根本没有其他人。
在菲利克斯临终的那段日子里，他53岁的女儿莉莎·斯马特（Lisa Smartt）守在床边，记下了他吐出的字句。斯马特于20世纪8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语言学，并以教授成年人阅读和写作为业。
她说，记录菲利克斯的胡言乱语对她来说是一种应对悲伤的机制。她自己也有些诗人的气质（小时候，她像其他孩子卖柠檬水一样卖诗，一分钱三首），很中意他那无拘无束的句法和超现实的意象。
斯马特还想知道她的笔记是否有科学价值，于是最后，她写了一本题为《临终之语》（Words at the Threshold）的书，于2017年初出版，书中探讨了181位临终者的2000条字句中的语言模式，这其中也包括她父亲的。
尽管这本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是独一无二的——我曾好奇人们在将死时到底会说些什么，而在试图满足这份好奇心时，这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出版作品。我知道有一些“临终遗言集”，其中的遗言都是曼辞妙语、掷地有声，但这些并不能真正展现临终者的语言能力。
最后一句话
是“我也爱你”
事实上，几乎没几个人研究过这些真实的语言模式，要想找点还算得上严谨的文献，必须一路上溯到1921年、美国人类学家亚瑟·麦克唐纳（Arthur MacDonald）的研究成果。
为了评估人们“临终时的心理状况”，麦克唐纳翻遍了临终遗言选集，这是当时唯一可用的语言学语料库，他将人们分为10个职业类别（政治家、哲学家、诗人等），并将他们的临终遗言编码为讽刺、诙谐、满足等主题。
麦克唐纳发现，军事人员的遗言中有着“数量相对最多的请求、指示或告诫”，而哲学家（包括数学家和教育家）的遗言中有着数量最多的“问题、答案和惊叹”。宗教和皇室人员用来表达满足或不满的词句最多，而艺术家和科学家用来表达满足或不满的词句最少。
德国学者卡尔·古特克（Karl Guthke）在他的著作《遗言》（Last Words）中讨论了西方文化长久以来对临终遗言的迷恋，书中写道，麦克唐纳的研究“似乎是仅有的试图通过对临终遗言量化评估的尝试，并且研究的结果很有趣”。
麦克唐纳的成果主要表明，针对人们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语言和非语言能力，我们还需要更优质的数据。古特克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从17世纪开始，人们就将遗言收录进各种语言的选集中，但这些“遗言”是时代对于死亡的关注和迷恋所催生的产物，而并非“具有纪实状态的历史事实”。论及临终者的实际交流能力，它们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很有限。
当代的某些研究方法超越了过去的演讲式独白，专注于情感和关系。像是由临终关怀护士玛姬·卡拉南（Maggie Callanan）和帕特里夏·凯利（Patricia Kelley）于1992年出版的《最后的礼物》（Final Gifts），以及由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通讯研究学者墨琳·基利（Maureen Keeley）和洪堡州立大学的名誉教授朱莉·英林（Julie Yingling）于2007年出版的《最后的对话》（Final Conversations），这些著作旨在提高生者与临终者进行重要、有意义对话的技巧。
前几个世纪里对“最后一句话”的关注，已经让位于当代人对最后的对话甚至非语言互动的关注。“当人变得越来越虚弱、昏睡时间越来越长，与他人的交流通常变得更幽微细碎，”卡拉南和凯利写道，“就算人们虚弱得说不了话，或是失去了知觉，他们仍旧能听见声音；听觉是最后消退的感官。”
老布什去世后不久，我曾与墨琳·基利进行过一次谈话。有大量媒体报道了老布什的临终遗言（据称，他对他的儿子小布什说了“我也爱你”），但她表示，更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将这句遗言视为一段对话的一部分（先是儿子说了“我爱你”），也是此前他与家人们进行过的、直至这一刻为止的所有对话的一部分。
基利表示，在生命的尽头，随着身体机能衰竭，人们缺乏进行长时间发言所需的体力，甚至是肺活量，因此大多数的互动将会是非言语的。
“人们会细声低语出简短、单个的字词——他们的力气就只够这些。”基利说。药物限制了交流。口干和缺少假牙也会加强这种限制。她还指出，家庭成员通常会利用病人昏迷的状态来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这时临终者无法打断也无法反驳。
许多人在这样的沉默中死去——特别是，如果他们处于痴呆症晚期或阿尔茨海默病晚期的话，这些疾病会在多年前就剥夺他们的语言能力。对于那些能够说话的人来说，他们的临终之语往往很平凡。我从一位医生那里听说，人们经常说，“哦，操，哦，操。”
人们也常常念叨妻子、丈夫和孩子的名字。“一位来自临终关怀机构的护士告诉我，男性在临终时的最后一句话往往彼此相似，”豪约·舒马赫（Hajo Schumacher）在《明镜在线》2018年9月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几乎每个人的最后一刻都在呼唤‘妈妈’或‘妈咪’。”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中，医护兵临死前反复念及的就是“妈妈，妈妈”。
尽管如此，这些互动还是让我很着迷，部分原因在于，当它们被写下来时，那层幽微的人际纹理就丧失了。我有一位语言学家朋友曾坐在他临终的外婆床边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看着他，然后去世了。这段简单的描述省略了很多内容：当他向我描述这个过程时，他的声音不时停顿，他的双眼不时微颤。
但是，科学文献中缺乏对临终遗言或临终互动的基本描述。有关谵妄（delirium）的语言细节的相关记录最多，谵妄的特点包括意识丧失、用词困难、烦躁不安，以及拒绝社交互动。任何年龄段的人在手术后都有可能发生谵妄，谵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很常见，它是脱水和过度镇静的常见迹象。
新西兰精神科医生珊迪·麦克洛德（Sandy McLeod）写道，谵妄在这个阶段太过常见，以至于“在恶性疾病的最后阶段，患者能够始终保持头脑清醒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异常情况”。在从术后谵妄中恢复过来的患者中，大约有一半人能够记得这段令人迷惑、恐惧的经历。
在一项瑞典研究中，一位患者回忆说，“我在经历手术和那一大堆事情之后肯定是有点累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一切都变得含混不清……轮廓有点模模糊糊的。”
有多少人在走向死亡时是处于类似的状态呢？我们只能猜测。
每一场死亡
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赖于数十年来对儿童、婴儿甚至是子宫中胎儿进行的科学研究，我们对语言的起源有了丰富的了解[3]。但是，如果你想了解语言在人临终时如何消亡，那你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查，只有痛苦获得的亲身知识。
在莉莎·斯马特的父亲去世后，她所听到的临终之语给她留下了无尽的疑问，她接触了一些研究生院，提出想要对遗言做学术研究。在被拒绝后，她开始自己采访家庭成员和医护人员。以此为契机，她开始与小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 Jr.）合作，穆迪是一位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精神病医生，他最有名的成果是1975年的畅销书《身后之生》（Life After Life）中关于“濒死体验”的研究。
一直以来，他都对他所谓的“死前胡言”很感兴趣，于是，他帮助斯马特进行了研究，其成果即是《临终之语》，该项研究的根基是她父亲的遗言以及她通过一个名为“遗言项目”（www.finalwordsproject.org）的网站收集的临终话语。
她注意到的一种常见模式是，当她的父亲菲利克斯使用诸如“它”和“这个”等代词时，它们并没有任何明确的所指。有一次他说：“我想找个办法把这些拽下来，拽到地上……我真的不知道……不再束缚于地上。”“这些”指的是什么？他对自己的身体在空间中的感知似乎在改变。“我得下去。我必须下去。”他说，尽管他身下什么也没有。
他还反复念叨某些词语和短语，它们往往没有任何意义。“绿色维度！绿色维度！”（在患有痴呆症和谵妄的患者中，语言重复是常见症状[4]。）斯马特发现，他重复说的那些字句通常表达了感激和对死亡的抵抗等主题。但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主题，比如圆形、数字和运动。“我得离开，离开！离开这人生。”菲利克斯这样说过。
斯马特说，她最惊讶的是，人们的临终话语中还有一部分似乎是随着日子推移、一点点逐步展开的叙事。有这么一个男人，起先，他谈到一辆停在车站不走的火车，几天之后，他说到火车修好了，又几周后，他提到火车正向北方行驶。
“如果你只是走过房间，听到你的至亲之人说‘噢，有个拳击冠军站在我床边，’那听起来可能只是某种幻觉，”斯马特说，“但是如果你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对方一直在谈论拳击冠军，并且让他穿那个、做这个，你会想，哇，这里有段正在进行的叙事。”
她猜想追踪这些故事情节可能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功用，特别是当故事走向终局时，它可能反映出一个人对即将来临之终点的感受。
在《最后的礼物》一书中，临终关怀护士卡拉南和凯利注意到，“临终的人经常使用旅行的隐喻来提醒周围人自己的死期将至。”他们引述了一个17岁女孩的经历，她患有癌症，临终时，她因为找不到地图而苦恼不堪。“如果我能找到地图，我就能回家了！地图在哪里？我想回家！”斯马特也注意到了这种旅途隐喻，不过她写到，垂死之人似乎更加倾向于用隐喻。（然而，患有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的人往往难以理解比喻性的语言[5]，而研究其他文化中的临终现象的人类学家告诉我，旅途隐喻并不普遍存在于所有地区。）
即使是对生命末期语言的基本描述，也可以推进（有关临终阶段的）语言学理解，还会给那些与临终者打交道的人以及临终者本人带来一系列好处。专家们告诉我，更详细的临终语言变化指南可以帮助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控制感。它还可以为如何更好地与临终者沟通提供洞见。对于那些或许和患者分属不同文化框架的临终关怀护士而言，他们的培训中可以纳入对文化隐喻之差异的介绍。
随着寿命延长、死亡更多地发生在机构中，临终时的交流将变得越发重要。在发达国家，大多数人不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快速而突然地死去。有赖于医学进步和预防护理，大多数人可能会因为某种癌症、某种器官疾病（概率最高的是心血管疾病）或者仅仅是高龄而去世[6]。
这些死亡往往会是漫长、缓慢的，并且很可能会发生在医院、临终关怀中心或是有医疗专家团队进行监督的私立疗养院。只有当人们能够与他人进行交流时，才能参与关乎自身照料的决定。有了更多关于言语如何消亡以及临终者如何交流的知识，就可以使患者在更长的时间内有更多的自主权。
然而，由于围绕死亡存在着文化禁忌，在临终者床边进行科学研究也有其伦理问题，对临终语言和临终互动的研究仍然是一场挑战。专家也向我指出，每一场死亡都是独一无二的，科学研究很难应对这种变化性。
在医疗保健领域，研究的优先度是由医生决定的。“我认为，更注重描述交流模式和行为的研究更难得到资助，因为像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这样的机构会优先资助直接减轻癌症痛苦的研究，比如旨在改进临终关怀交流的干预措施。”周文英（音，Wen-ying Sylvia Chou）说，她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癌症研究所行为研究项目的一位项目主管，负责监督生命末期医患交流的资金支持。
尽管斯马特的书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它没有控制药物等因素，另外，它展现出了一种对来世的关注），但是它朝着建立数据语料库和寻找模式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儿童语言研究在早期也迈出了这样的第一步——该领域直到19世纪才真正起步，当时，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为首的自然历史学家们开始记录他们的孩子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情。（1877年，达尔文发表了有关他儿子威廉[William]的传记式概述，记录了他吐出的第一个单词：妈。）这些成果被称为“日记研究”，它们最终引出了更系统的方法，而早期儿童语言研究本身也已不再仅仅研究儿童说出的第一个单词。
“著名遗言”是对死亡的浪漫想象的基石——它给出了一个虚假的承诺，妄称人们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刹那，会迸发出理智和深意。“死亡的过程的确非常深奥，但它是一种类型截然不同的深奥，”家庭医疗机构“无畏美国”（Intrepid USA）的首席合规官鲍勃·帕克（Bob Parker）说，“遗言并不像电影中那样。患者们不是那样去世的。”我们开始理解，人死之际并不见得有临终互动，就算有，它们看起来、听起来也会非常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