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共产党的政策出了大问题大麻烦的时候，就要靠搞运动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正当大家都集中关注北戴河会议如何解决一系列麻烦的时候，中共有计划地发动了对医生们的反腐败运动。
医疗腐败和社会上的其它腐败一样，年深日久遭到人们的深恶痛绝。还在监狱里我就已经接触到了。一位老警察的女儿需要一场高级手术，不得不请托他在中央警卫团的老战友，走了中央保健局的后门，还花了几十万才搞定了专家，因此背了一屁股债。这要是普通老百姓怎么办呢？
我一九九三年假释在外的半年，由于老同学老邻居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好的医疗，同时了解了当时的状况。医疗界的上层相当腐败，和全社会的腐败状况相同。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和基层干部一样收入低，不收红包就无法维持相应社会地位应有的体面生活。另一方面就是制度性的腐败，有样学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的腐败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闸门一旦打开，泛滥成灾就会愈演愈烈。制度不改，腐败就不会减轻。把老百姓的愤怒引导向普通的医生教师，以及军人和基层干部，而放过制度性的权力腐败，这正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特征。几年来正是如此，宣传调子从来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是不说那艘破船。
运动下来会有什么后果呢？医生们倾向于躺平，没胆量担风险了。和大家一样混日子很容易，开点儿平安药不用担风险。倒霉的大多数还是老百姓。有钱有势的除了高干病房，还可以出国治疗。对权势阶层影响不大，没钱没势的老百姓怎么办？
六十年代我还是知青的时候，去长江中的一个岛上住了一段时间，结识了一位好朋友。他和我一样，在乡下很少有谈得来的朋友。我们一认识就成了知己的酒友，无话不谈。别看他破衣拉撒就像个影视剧里的济公，细问才知道他是美国留学的医学博士，志愿军医院的院长。靠高明的手术治好了无数的伤病，回国后成为坚定的民主派，作为右派没去夹边沟，被照顾到了这个小岛上当农民。
共产党的运动整掉了一拨又一拨的知识分子，包括医生。他就是一个案例，只能靠当地农民和来往渔船上的病人们养活。因为医术高明，被农民和渔民们当作神仙一样供着，对人民有很深的感情。但那些高级干部请他做手术，他一概拒绝。坚决不离开那个小岛和他的病人们。
因为他看透了这个政权和制度的丑恶，以及虚伪的谎言；看透了这个社会，越到上层越暴露出人性的邪恶。这就是制度性的邪恶，专门发掘人性邪恶的一种制度。我们喝着酒吃着河豚，秉烛夜谈。他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帮助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深入思考很多的问题。
我当时问他：那些当官的与其下乡来找你治病，为什么不让你回到医院里去呢？他说他宁愿和这些善良的农民打交道，也不愿再看那些虚伪和丑恶的嘴脸。我说城里也有很多善良的老百姓，他们怎么办？
他说个人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只能选择自己的生活。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在这个制度下只能选择做人还是做奴才。我想，这场运动过后。躺平的医生们和这位老前辈的想法一样，只能选择一种生活。
或者衣着光鲜山珍海味地做奴才，但不能成为一个本来意义上的医生了。或者做一个制度之外的化外之民，保留着自己的本分和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