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蔷和父亲梁实秋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平。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平赶赴天津，想抢先购买船票南下。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结婚嫁人，没有与我们同行。母亲因料理三姑房产，准备第二天到天津与我们会合。我们邀天之幸以仅有的一点金子买到了四张船票。不料当晚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将会怎样。
我记得父亲那时的悲怆沉痛，因他再一次要与母亲分离，此去不知何年何月再能团聚，他坐立不安，暴躁如雷。我就只知道放声大哭，哥哥一言不发坐在床上发愣。
我们登上的湖北轮，是从大沽口驶出的最后一条开往香港的船。湖北轮本来是货轮，只有上面两层是客舱，已由洋人或“高等华人”所占。一般老百姓虽付出了比头等舱还昂贵的黄金，却只能被“赶”入统舱。我用“赶”字是很恰当的动词。船员对我们的态度，和赶猪猡相仿。我们登上甲板后，就立刻被赶入一窄小的洞口，洞口有极陡的金属梯，向下通到统舱的金属地板上。“统舱”也者就是一大间无通风设备的房间。正中间有一约二十尺见方的活动天花板和地板，上货时可由甲板上的起重机直接将货物卸下，进入统舱或统舱下层之底舱。船主看准了运货远不如运人利润高，所以卖出了几百张统舱票，把我们像猪猡般赶下统舱，把洞口铁门一关，任由我们自生自灭了。
统舱本无舱位，成百的难民拥入之后，立刻陷入一种极端的混乱局面。机警的人立刻打开铺盖卷，占地盘，有位潮州老乡，一时来不及打开被褥，竟以四罐康乃馨炼乳放置地板上，声言以炼乳为四角的长方形地面已为他所有，别人不可侵占。幸有位山东老乡气愤不过，一脚丫子把炼乳踢了老远，骂道：“这是什么时候了，大家逃难，应该同舟共济，你这么不讲理，俺揍你！”这时许多愤愤不平的人群起响应，潮州老乡一看情形不妙，立刻收兵。爸爸忙着排难解纷，扶老携幼。不出十分钟，大家各就各位。聪明的人占了较大的地盘，不但有地方安放行李，而且又可以躺平，甚至有翻身的余地。我们一家三口突然发现只得“立锥之地”。我们的行李只有三只箱子，放在地上一小堆，我们站在箱子旁边，无助地发呆，不知所措。很快地，我们又发现，我们足下的那块“立锥之地”也不属于我们，那是大家出入必经的甬道。
人在得到基本的安全感之后，才谈得到礼、义、廉、耻。这时，我们四周的芳邻竟有人对我们这傻傻的一家表示了关怀。有人说，在他到甲板上去解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腿伸直，占用他的“地盘”活络一下筋骨。我们感激人与人之间每一分每一厘的关怀与同情。在人类丑恶狰狞的面目中，我永远可以寻到清新纯洁的花朵，维持我对人的信心。
湖北轮在军队的枪声恫吓下立刻拔锚驶离天津码头，以致没有时间将底舱装满货物，就这样头重脚轻地驶出海河，摇摇晃晃地在渤海中航行。军队鸣枪的目的是使湖北轮靠岸，载部队南撤。聪明的船主当然知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有枪杆的人是不会付金条的。我们的船因重心不稳，恐有翻船之虞，被迫转向，驶往韩国上货。
开船后不久，船员给我们送来了第一顿饭。他大声吆喝着：“开饭喽！快起来，大家来领饭。”他从洞口送下来的是几大洋铁桶含有砂砾的糙米饭和一些青菜汤。我们都非常饥饿口干，大家没作声，乖乖地吃了下去。每家人都取出私菜佐餐，以补不足。到了晚上，大家安静下来，各自找个比较舒适的姿势睡去。我们一家无“床位”，爸爸就睡在甬道中的一堆箱子上，可以伸直腿，但是箱子高矮大小不一，身下起伏不平，而且海上风浪甚猛，船摇摆幅度过大，爸爸常有滚落之虞。我和哥哥也睡在别人的衣箱堆上，但无法伸直腿，只能蜷曲着，我的头上挂有不知谁家的网篮，里面装满什物，随着船的摇动在我的头上一尺处前后左右地摇摆着，不知何时会落下来。我们都不抱怨，这是逃难，不是享乐。我旁边的一位大学生比我们还惨，他只能坐着睡觉，他也一声不出地忍耐着。一旦每家把地盘占好后，不管公平不公平，似乎大家都乐于认“命”。“富有”的“地主”心安理得地享受他的“安身”之处，“无产”者如我家和那位大学生也能与“地主”们和平共处。
湖北轮到了仁川，趸了大批的鱿鱼干。其腥臭加上我们乘客所产生的各种气味，在那密不通风的统舱中酝酿出一种难耐的气息，即使不晕船的人也要呕吐。后来又去了釜山港上货，我们趁机上岸去散步，并寻些吃食。那时的韩国十分贫困，码头附近有许多乞丐。我们买了一篮苹果，跟在我背后的小孩跑上来抢了一个就跑，一边跑一边吃。我没追也没喊，我想那孩子一定饿极了。我很想买一件有韩国特色的纪念品，但我只找到了一条日式丝巾，带回船上。同船的一位靖宇教授（不记得姓了）不知哪里找来的毛笔，给我在丝巾上写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我好珍惜这件纪念品。它不但使我想起湖北轮的一切，更使我回顾60年前韩国的贫困，我买苹果和丝巾的海港今天该是繁荣和平的大都会了。
大家都回船后，彼此讨论著寻购到的水果食品。独有那位大学生什么都没买，他垂着头，尽量不去注意我们的鲜果。爸爸取了一枚大红苹果送给他，他不要，爸爸坚持，最后终于千恩万谢地收下了。他把苹果拿在手中，仔细打量，再嗅一下它的香气，然后就将苹果在他的领子上摩擦。一天两天过去了，他没吃，只是天天闻着它，在领子上不断地打光。我们的苹果都吃完了，他的那枚“硕果仅存”的苹果擦得十分艳丽，他坐着睡熟时，清癯苍白的脸孔映着那深红的苹果，成为一幅十分感人的画面。我至今仍记得这位不知名姓的青年和他的苹果。他若仍活着也应是八十左右的人了，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湖北轮的往事。
湖北轮进入黄海后，天气转劣，如山的巨浪无情地袭击着我们这条小轮船，露宿在甲板上的难民全部湿透，在12月的严寒海风中战栗。他们用绳子将身体与衣箱捆在船栏杆上，以免被海浪卷走。我们住统舱的比甲板上的难友又略胜一筹了。
在海上漂了十天左右，渐进东海，气温转暖。我们都仍穿着北国严冬的厚重寒衣。爸爸穿着中装，长羊皮袄，仰卧在丘陵起伏的衣箱堆上，手拿一本线装《杜诗集注》，养他的浩然之气，同船难友均尊称爸爸为“梁教授”。
在船上的时间愈久，伙食愈坏，船员对我们的鄙视无礼愈难忍耐。一日，给我们送饭下来的船员照例用喊猪猡似的口吻对我们斥骂着。突然，父亲自他的“床位”上一跃而起，伸手把船员口中叼着的香烟掼在地上，劈头大骂道：“你不要欺人太甚，下次我再看见你叼着香烟送饭，我就揍你……还有，你这种连猪都不吃的伙食，我们不再接受……”温文尔雅的梁教授居然说着就卷起袖子来做打人状。众多年轻小伙子立刻聚拢来把那傲慢的船员团团围住。好汉不吃眼前亏，那船员连忙作揖道歉，抱头鼠窜而去。第二天，果然加了菜，换了一位船员送饭，态度良好，嘴上没叼香烟。从此，在大家眼中的好好先生竟成了“英雄”了。这次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见到父亲寻衅动武。
湖北轮载着我们这批最后离开天津的难民在海上与惊涛骇浪搏斗了十六天，终于平安抵达香港。这十六天的经历使我突然成长。我见到了大海，也看到了真正的人性。
父亲、哥哥和我三个人抵达香港后，有“厚德福”饭店的张诗舫先生接待。厚德福是在全中国各大都市都有分号的饭馆，与我家有过密切关系。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厚德福的大股东。所以，我们逃难时备受当地厚德福饭店的照顾。张先生把我们接到一家旅馆休息。我记得我们进旅馆的第一件事是洗澡，然后才想到别的。张先生居然还带我们到一个小公园照了一张相留念。
第二天就到广州去了。到了广州我们租了一辆出租汽车直驶中山大学去找陈可忠校长。陈伯伯是父亲北碚时代的老朋友。可是我们不知道陈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正在焦虑时，父亲叫司机随便停在一栋大楼前，进去打听一下。父亲进入大楼，我和哥哥坐在车中等候。不一会儿，父亲兴奋地跑着出来了，大喊着说：“你妈出来啦！出来啦！已经到上海啦！”
原来父亲进入大楼后，打听校长办公室在哪里。巧遇一位旧时熟人，说收发室有父亲一封信，正不知道如何处理呢！他打开书桌抽屉，拿出来一封母亲从上海寄出的信，告诉我们平安抵沪，并将搭船南下与我们团聚。这一惊喜可非同小可，造化弄人，我们的悲欢离合竟这样戏剧化！
父亲在中山大学获得一教授职位，住进教授暂时住宅，这是一栋教学大楼平山堂的半间教室。不几日，母亲抵黄埔，父亲去接，却失之交臂，回来后正发愁，母亲突然径自走进屋里来了。她穿着一件黑紫羔皮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小包袱……我们就这样地团圆了。那年头，逃难没有手机，接人总是接不到的。
见到母亲后得知她是如何逃离北平的，后与大姐核实才得全貌。我们走后，母亲替三姑办理的房产问题也解决了。那时北京已经围城多日，城外机场已陷。此时炮声隆隆，人心大乱。国民政府派了两架飞机到北京接一些学界人士南下，临时在北平城内东长安街建造飞机跑道。那时北平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得知迎接学人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可用父亲的名义登机，但须立刻到北京饭店报到，一小时内飞机起飞。大姐希望母亲不要走，母亲不肯，一定要走，仓促中提了一个小包袱就上了飞机。母亲上机前，大姐给了母亲一条军毯，怕她飞机上冷。那条跑道是东单广场，本是一个大操场，临时铺平了一段由崇文门至东单的约有二三百米长的土道。飞机由南往北滑行，至北端强行起飞，擦着东单菜市场的房顶向北飞去，再盘旋向南，好险！终于顺利地飞走了。大姐看着飞机没有摔下来，才放心回家，倒在床上放声大哭。从此大姐再也没有见过母亲。母亲后来把军毯带到美国，我一直保存到今天，它是这一幕生离死别惊险镜头的信物。
选自梁文蔷著《春华秋实》，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