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和平的和平──欧威尔
1945年7月24日在波茨坦的会议上，美英苏三国首脑对于战后欧洲秩序的重划依然没有共识，斯大林勉强同意波兰政府将收容流亡伦敦的波兰人，交换美英对波共政权的承认，但杜鲁门与丘吉尔还希望斯大林信守在雅尔塔的承诺：必须依照“民主原则”重建东欧秩序，在斯大林看来，这是苛求他得在匈牙利、罗马利亚与保加利亚做出更多让步。斯大林后来发明了“人民民主”一词证明苏联并没有违反承诺，而在会议期间，他举意大利也还没有进行选举来推拖，丘吉尔反唇相讥，说意大利没有审查制度，苏联官员在意大利可以自由行动，这里暗指的是西方的代表在东欧被苏军限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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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还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了杜鲁门将欧洲内海自由化的要求。当天晚上七点半，在结束冗长、紧张与对峙的会议之后，杜鲁门故做漫不经心的向斯大林提及，美国已经拥有一种破坏力非凡的新武器，斯大林并没说什么，他的沉默让人意外，丘吉尔更断定斯大林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来证明，斯大林早从苏联的谍报系统知悉了曼哈顿计划，当天晚上，他就吩咐苏联军政高层，加快原子弹的研发。
1945年7月24日晚间七点半，从这一刻起，20世纪漫长的核武军备竞赛，悄悄拉开序幕，此时距离广岛事件还有十三天。
波茨坦会议上的杜鲁门
杜鲁门在前往波茨坦的路上心情是忐忑不安的，此次会议的重要目标是催促苏联尽速投入太平洋战争，同时，进入最后未知阶段的原子弹研发也让杜鲁门心烦意乱。不过，会议隔天，杜鲁门就收到“三位一体”试爆成功的消息，原订前一天抵达的斯大林却神秘延误，直到当天中午才出现在会议现场。在苏联1950年推出的宣传电影《攻克柏林》中，斯大林搭乘巨大的民航机，在战斗机护航下抵达柏林，一袭白色军装的斯大林从飞机走下来，接受包含红军与德国人，甚至是集中营囚犯的欢呼。以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斯大林终生都未踏足柏林，对于飞航器也极为恐惧，这可能是他在波茨坦会议首日神秘失踪的主因，倒是因此，杜鲁门得空去了一趟柏林。
柏林的残破景象，让杜鲁门不得不念及一旦使用原子弹的后果，对于一种可能永远改变战争型态的新武器，他的内心忐忑不安，在当天日记中他写下了“我害怕科技的发展走在道德进步几百年，等到道德赶上来时，已经完全失去存在理由”这样的文字。
无论如何，原子弹的研发成功让杜鲁门放下心头大石。苏联是否参战某种程度上已经无关紧要，杜鲁门相信，日本人会在苏联入局前屈服，“在曼哈顿计划来到日本本土上空时”。
丘吉尔可能是英美高层中对于原子弹研发成功的消息，表现的最浮夸的人。在得知原子弹即将不日投放日本本土时，他带着一种英式戏剧的调调说“火药算什么？微不足道；电力算什么？一点意义也没有。原子弹可是神鬼天罚”。丘吉尔乐观期待原子弹的问世，将重建世界权力平衡，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抹平莫斯科，接下来是斯大林格勒，然后是基辅”。
丘吉尔是波茨坦会议上最活跃的要角，这与他身后残破的帝国形成强烈对比。他的讲话冗长离题，从来都不设定议程，杜鲁门与斯大林会礼貌陪笑，像是大人允许小孩胡闹那样，却很少认真关注他在意的事情。
尽管原子弹让杜鲁门手上的筹码大增，但到底要不要使用，仍让他天人交战。尽管多数美军高层赞同使用新武器，然而，麦克阿瑟坚信日本必败，投放破坏力如此惊人的新武器是不智之举；欧洲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认定，日本已是强弩之末，无须动用杀伤力如此惊人的炸弹，同时也认为美国应该避免使用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升级战争的性质。
史汀生（Henry Stimson）曾任国务卿，在罗斯福与杜鲁门的民主党政府中，他是少数身居战争部长要职的共和党人。早在欧战爆发之时，史汀生就极力向罗斯福坚持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并在大战期间就致力于构思战后新秩序，他对非战公约有超乎寻常的执著，为此坚持对日本的制裁，〈大西洋宪章〉也是由他起草。而早在“三位一体”试爆之前，史汀生就快速组织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规范核武器在战时与平时的合理使用，他在第一次会议时表明，委员会的责任是提出可能会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行动建议，不能仅仅把原子弹当成新武器，这事“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美国的战争责任？
麦克阿瑟、艾森豪与史汀生都信奉某种高贵的战争义理，他们固然都是军人，但同时也是人道主义者，相信战争必须用人道原则限制，空袭应该限定在合法的军事目标。战争的目的是对手的认输，而不是全面的毁灭，他们因此对于纳粹深恶痛绝，因此对于使用原子弹有着理念上的排斥。
然而，太平洋战争的惨烈战事不得不冲击他们的信仰。彼时杜鲁门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要战胜日本需要增加一倍的兵力投入，达到四百万之数，而美军甚至还尚未与日军主力正面交锋，根据马歇尔估计，如果不使用原子弹，战争最快也要隔年的1946年结束。日本的负隅顽抗将让美军付出惨痛代价。
人道主义者史汀生曾经希望杜鲁门可以调整“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避免美日更大的伤亡。然而，罗斯福多年坚持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若杜鲁门一上任就改变立场，恐遭民意反弹，彼时的美国民调只有不到10%的美国人认为应该保留天皇，有1/3的美国人认为天皇应该作为战犯处死。在没有外交空间斡旋的状况下，原子弹就成了逼迫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唯一选择。
但心知原子弹毁灭能量的杜鲁门仍犹豫不决，他的国务卿伯恩斯（James Byrnes）力主尽快使用原子弹，不仅仅是为了尽速结束战争，与丘吉尔一样，伯恩斯更着眼于战后的国际格局。一旦苏联先入中国与朝鲜，再入日本，东亚将成为另一个东欧，斯大林既然在波茨坦会议上对东欧问题寸土不让，就更不可能在东亚问题上有所退让，伯恩斯坚决主张，美国应竭尽所能在苏联入局之前结束战争。历史没有假设。如果太平洋战争不是因为因原子弹与苏联的宣战告终，而是美军登陆日本作战，后来划界分裂的应该是日本而非朝鲜。
杜鲁门决定给日本下最后通牒，〈波茨坦宣言〉尽管没有具体提到原子弹，但已暗示美军具有“全面摧毁”的能力与决心，“我军力量之全开以我军之坚决为后盾，必全面摧毁日本武装力量，而日本本土也终将难逃毁灭”，对此，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声称宣言了无新意，日本将“默杀”（mokusatsu）回应，也就是已读不回。除了外交上手段，美军还采用了更直接的方式：直接在日本本土投下60万份传单预告大规模的毁灭性空袭，在广岛投下“小男孩”后，还持续空投传单，警告再不投降将有第二次核攻击。
后来有人质疑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道德正当性，美军与广岛长崎平民之间仿佛是不等价的生命，然而，这种说法完全无视日本军民在军国主义裹胁下的死伤，难道持续战争只有美军会死伤吗？广岛长崎平民的藉藉生命自然不应该是可以拿来交换和平的筹码，但抨击美国至今未对使用原子弹道歉，完全无视裕仁天皇与军国主义才是战争元凶。
如果不是国际情势改变，让美国愿意在保全天皇政体的条件下接受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裕仁天皇在广岛与长崎遭受原子弹攻击后是否愿意投降，恐怕仍是未定之数。裕仁天皇后来躲过战犯审判，而后来的天皇对于战争的反省也仅止于“期盼战争惨祸不再重演”，只字不提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与其要求美国道歉，更应该向广岛长崎人民道歉的恐怕是天皇。
苏联的反应与冷战
至于苏联，从柏林回来的那天晚上，斯大林已经收到了广岛的消息，他立刻意识到原子弹将会带来权力平衡的改变，毫不犹豫加速进军日本。
尽管丘吉尔与伯恩斯都将原子弹视为战后世界秩序再平衡的关键，然而吓阻苏联却不是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主要考量，虽然，斯大林与苏联舆论并不这么认为，莫斯科人人都在议论原子弹，甚至失望的认为对纳粹的艰苦作战最后是一场空，苏联人认定，美帝的原子弹完全是冲着苏联来的。
托克维尔、希特勒与海德格都曾经预言美国与俄罗斯将是未来主导世界的两个大国，战后漫长的二十世纪坐实了他们的预言。对于20世纪冷战的起始，不同的历史学者有不同的观点，1947年3月是一种说法，杜鲁门那时决定为希腊与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这是他“支持各国自由人民”的承诺，象征美国理念的扩张；或者是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变，因为欧洲因此注定分裂。如果认为核对抗是冷战至少是前期的主轴的话，那么1945年8月6日作为冷战的起始可能更有理。
“冷战”一词始于欧威尔在1945年十月的一篇文章，指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立僵局，而双方都有摧毁世界的能力，而一旦对手掌握原子弹，就将无法征服，这就出现了“像是古代奴隶帝国一样稳固的时代”，持久的“冷战”，一种“没有和平的和平状态”。
即便后来的解密报告指出，事实上广岛原爆的破坏程度并没有想像中巨大，广岛的交通与大型军工厂都一周内就迅速恢复，德国因连续空袭所遭受的毁灭还大过广岛，对于原子弹威力的夸大，与日本逃避战争责任以及美国对苏联的威吓的政治需求有关。无论如何，原子弹的出现逆转了总体战的逻辑，不再是总体的动员支援战争，而是透过直接摧毁对手总体动员的能力终结战争，而这必然将战场的死伤转嫁到平民身上。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