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最引人瞩目的暑期档大片之一，是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影片改编自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凯旋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 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一书，该书出版于2005年，由传记作家Kai Bird和历史学家Martin Sherwin共同执笔。
此书作者之一Sherwin曾任教于塔夫茨大学，专治核武器发展史。他早在1980年就与出版商签约，欲出版一本关于奥本海默的传记，为此采访了上百位和奥本海默有过交往的人物，搜集的资料有5万页之多，其中包括日记和FBI解密的档案文件。因为资料浩繁，涉及的人物众多，出版计划一拖再拖。直至1999年，Sherwin力邀好友Kai Bird加盟，两人共同完成了该书的创作。
获奖传记《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凯旋与悲剧》
该书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得到了科学界和知识界的广泛认可。物理学家John S. Rigden也在“今日物理学”上发表书评，对此书大加褒扬，称它是众多奥本海默传记中最全面的一本，其“生动有趣的细节，将奥本海默引人入胜且令人深思的一生呈现给读者”。物理学家有为物理学家立传的传统，Rigden就曾为核磁共振的发明者拉比写了传记《拉比：科学家与公民》。《美国的普罗米修斯》能得到Rigden的首肯，可见作者的功力和心血。
要把一部有700页之多的传记作品搬上银幕实非易事，然而诺兰导演巧妙地把曼哈顿工程和听证会交织穿插在一起，作为两条并行的主线来讲述奥本海默的一生，很好地呼应了原书“凯旋与悲剧”的副标题。美中不足的是奥本海默性格的发展略显突兀，没有原书的娓娓道来和细腻论述，少了一些激情和人格魅力，悲剧色彩较浓。也许是理工科的背景使然，我更喜欢原书把物理学和物理学家放在大时代背景上的视角，觉得在大尺度上政治不过是泡沫与浮尘，探索山川自然和科学人文的愉悦要持久得多，基调色彩也更温暖。建议喜欢电影的朋友们，不妨再去读一读原书。
（一）
奥本海默，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工程的领导者，常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奥本海默于1904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家庭。他少年才俊，18岁入读哈佛，主攻化学，三年后以优等生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对物理、建筑、艺术、诗歌也多有涉猎。毕业后求学欧洲，先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从事实验物理研究；后来迷上了理论物理，遂转至当时的理论物理中心哥廷根大学，师从玻恩，23岁取得博士学位。
才情过人的奥本海默，天性敏感多思、内向忧郁，因而也有着比同龄人更不寻常的青春之旅。在剑桥期间，对实验物理的力不从心让他深感失落，以至于做出了把一只浸泡了毒液的苹果放在他导师办公桌上的极端之举。虽然由于父亲的斡旋得以保留学籍，但被迫每周去伦敦看心理医生，可惜收效甚微。
在一次和同伴去柯西嘉岛的度假中，奥本海默读了普罗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书中主人公的心灵挣扎，以及全书内省式的叙事方式，在奥本海默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也让他走出了忧郁和自闭。
如果说文学让奥本海默摆脱了心灵困境的话，理论物理则让奥本海默找回了自信和一生的立足点。
奥本海默与他的哥廷根导师玻恩
一战后的德国虽然民生凋敝，然而由玻恩领军的哥廷根学派，集聚了当时物理学界众多的精英人物，他们年轻而富有朝气，无视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的劝诫，一心要创作出有别于前人的音乐。奥本海默加盟哥廷根学派时，理论物理新音乐的华彩乐章已然成形，人们正在积极探寻一个连贯的主题，好把这些风格迥异的乐章有机地整合起来，一部关于“量子力学”的宽广深远的交响乐已经呼之欲出。置身于这样的氛围中，奥本海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刺激。
结束了求学生涯的奥本海默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同时在加州理工兼职任教。这段期间是奥本海默的高产期，其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基本粒子、核物理、量子电动力学到天体物理、宇宙射线等众多的领域，有不少颇具原创性的工作问世。而奥本海默也以他敏捷的才思和独具魅力的人格，成为学生崇拜和摹仿的对象。
奥本海默是学生们的偶像
奥本海默的求学时代，美国的物理学尚不能望欧洲的项背，美国物理学会的旗舰杂志《物理学评论》（Physics Review）经常被闲置在哥廷根图书馆的书架上一年多都无人问津。然而，奥本海默和他留欧的美国同龄人一起，改变了这种状况。与奥本海默同属海归的拉比，在哥伦比亚大学领导的分子束实验室率先做出了核磁共振实验。而奥本海默则在伯克利创建了有国际水准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在他和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伦斯的共同领军下，伯克利一跃成为美国物理学的研究重镇。
奥本海默在伯克利任教期间，也是美国大萧条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出身于富裕之家的奥本海默却两耳不闻窗外事，还经常带着学生到旧金山的高档餐馆，由美酒相佐来高谈阔论物理，属于“何不食肉糜”一族。然而，从欧洲不断传来的物理学同行被纳粹德国迫害的故事，使奥本海默走出了物理学的象牙塔，开始关心时局与政治。大萧条催化了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当时的东西两岸颇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同情工会，支持罗斯福的新政，也积极参与西班牙内战，奥本海默的妻子、弟弟、弟媳和女友都是美国共产党员，还有几个学生都属于其中的活跃分子，奥本海默也因此深深卷入，为以后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奥本海默与弟弟Frank
奥本海默与家人在家中的温室里
（二）
领导曼哈顿工程，无疑是奥本海默一生事业的巅峰。而当时的军方负责人戈罗夫斯将军为什么会选中不仅毫无任何行政及实验物理方面的经验、而且还因为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列入了FBI黑名单的奥本海默，着实令人费解。用拉比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最不可能的人选。”不过最终有目共睹的事实却证明：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时机，一个气质敏感忧郁的左翼理论物理学家，也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富有亲和力、行事果断的卓越领导人。其间有多少时势造英雄的成分，是一个会令史家永远争论下去的话题。
有两样东西令奥本海默一生钟情——物理学与新墨西哥州的山峦。伯克利时代的奥本海默时常幻想着二者兼得的美妙，曼哈顿工程让他得以如愿以偿。奥本海默亲自选中的洛斯阿拉莫斯，两面环山，一面是广袤的沙漠荒原，四月份山峰上仍覆盖着积雪，有一种超然世外的冷峻美。一位物理学家的妻子曾这样描述洛斯阿拉莫斯的四季：秋天，杨树金黄的叶子和墨绿的常青树交织成一片斑斓；冬天，风雪覆盖了荒原和山川；春天，嫩绿的新芽透露出勃勃生机；夏天，干燥的沙漠风吹着响哨穿过松林……
洛斯阿拉莫斯超然世外的美
1943年初，创建伊始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只有百余位科研和后勤人员，两年之内，迅速发展为拥有4000余工作人员及2000余官兵的大型国立实验室，其规模远远超出了奥本海默最初的设想。那里荟萃了战时众多的物理学精英，有已经功成名就的贝特，也有野心勃勃的泰勒，还有初出茅庐的费曼，这群人的平均年龄不足26岁，充满活力与创新的想法。他们在新墨西哥州的荒山野岭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目标只有一个——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来自英国的塔克写到：在战时的洛斯阿拉莫斯，我看到了雅典精神，看到了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洛斯阿拉莫斯简陋建筑里的学术研讨会
前排左起：布拉德伯里、曼利、费米和J.M.B.
二排左起：奥本海默、费曼和波特坐在后面
不过，若说洛斯阿拉莫斯便是战时的学术桃花源也不尽然。那些在象牙塔里呆惯了的书生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生活条件，还有来自军方由于保密需要对学术交流的限制。对于习惯了在无碍的交流中碰撞出灵感火花的科学家们，这显然是和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实验室创建伊始，视保密为头等大事的戈罗夫斯将军便主张所有人员皆采用军队编制，遭到许多科学家的反对，不少人干脆表示若是非要穿军服就拒绝参加。对于将军作出的各部门之间必须保密的规定，大家也经常明知故犯，使得这一规定不久便形同虚设。
对于科学家们的抗争，奥本海默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有亲共的前科，无时不在FBI的监控之下；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公开与透明对科学探索的重要性，因而对科学家们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在理论部主任贝特的倡议下，实验室坚持每两周举行一次讨论会，从学术问题到具体操作，事无巨细，都属于讨论的范畴。除此之外，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还同其他参与曼哈顿工程的实验室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协调。曼哈顿工程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和科学家们共同营造了一个有高度学术自由、公开透明的交流氛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4年底，盟军登陆诺曼底六个月后，欧洲战场的战事行将结束，曼哈顿工程失去了原有的紧迫感，科学家们开始认真思考原子弹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其实这样的思考一开始便存在着，奥本海默曾力邀拉比担任实验室的副主任，拉比以“不愿意看到三百年的物理学研究结晶成为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拒绝了。但更多的科学家出于抵抗纳粹的使命感，投身到了原子弹的研制中。随着德国的战败，有人开始质疑继续研制原子弹的必要性，也有人预见到了战后的核竞赛，实验部主任威尔逊因此组织了公开的讨论会，探讨原子弹对文明的影响和科学家们的立场与态度，在或公开或私下的场合里，这样的讨论贯穿了整个原子弹的后期研制过程。
奥本海默把弟弟Frank（中）带到洛斯阿拉莫斯参加第一颗原子弹测试
1945年7月16日，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三位一体”（Trinity）在阿拉摩高德沙漠获得成功，巨大的蘑菇云升起之后，戈罗夫斯将军说：“常规战争的时代结束了。”奥本海默则想起了印度教经书《薄伽梵歌》中的诗句：“我变成了死神，世界的摧毁者。”
（三）
二战之后，奥本海默的名声如日中天，成了华府的座上宾，媒体追逐的对象，公众眼中的科学代言人。
与此同时，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也彻底震醒了科学家们，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应运而生，一封有近300人签名的备忘录递交到了华府，呼吁政府成立原子能管理机构，以有效防止未来的核战争，和平利用与开发原子能。成立原子能管理委员会（AEC）的法案很快被提交至国会并得到了通过，然而却和科学家们的初衷背道而驰——政府想藉着AEC来控制原子能技术的扩散，维持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虽然由奥本海默任主席的AEC顾问委员会几乎是清一色的科学家，占据AEC要职、拥有决策权的，却大都是律师、政客和银行家，其中便有左右了奥本海默后半生命运的刘易斯•斯特劳斯。
斯特劳斯何许人也？此君只有高中学历，毕业后以推销鞋子为生，一战时在胡佛主持的援助欧洲难民的机构中谋得一份差事，以此为跳板进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凭着工作卖力与善于迎合，斯特劳斯娶到了银行合伙人的女儿，从此平步青云。成了百万富翁的斯特劳斯变得野心勃勃，开始利用金钱与关系进军政坛。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相遇时，斯特劳斯不仅是AEC的成员，还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会的成员，正在为研究院招募新院长。他看中了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左），斯特劳斯（右）
1947年的夏天，奥本海默把家从西海岸搬到了普林斯顿，正式出任高等研究院院长，这对奥本海默是件一举两得的事情。首先，普林斯顿学术环境得天独厚，研究院又有雄厚的资金做后盾，奥本海默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行政才能，构筑理想中的学术王国；其次，彼时的奥本海默频繁地出入于华府，是政府咨询有关核武器技术与政策的不二人选，普林斯顿和华盛顿DC间的近距离，替他省去不少旅途的劳顿。
奥本海默治下的高等研究院，除了有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诸多的大腕外，还有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有着研究院四小金刚（the four musketeers）之称的派斯、戴森、杨振宁和李政道，他们四人日后均有重要工作问世，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派斯晚年致力于科学史的创作，其写作也秉承了物理学的风格，以精准的理性分析代替似是而非的感性猜测，文风简洁优雅流畅，令其他写同类题材的人望尘莫及。他为爱因斯坦写的传记（Subtle is the Lord）曾获国家图书奖，已成为研究爱因斯坦的必修书。派斯也曾为奥本海默立传，可惜书未完稿便与世长辞，后由他人补白付梓印刷。
戴森耄耋之年依然关心社会事务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依然关心社会事务，笔耕不辍，无论为文或是作访谈，不管是论及气候变暖还是科学与宗教之冲突，其特有的犀利深刻与言简意赅，令人耳目一新。他于2020年去世，享年96岁。
正是这样一批既在学术上卓有建树，又兼具人文情怀的学者，奠定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在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地位。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
奥本海默（右）与爱因斯坦在 IAS
在IAS的意气风发的四小金刚。左起：派斯、李政道、杨振宁、戴森
在研究院众多的重量级学者中，论学问和成就，许多人远在奥本海默之上，要“管理”好这些人并非易事。加上奥本海默本人挟领导“曼哈顿工程”之威，难免盛气凌人，因此远非一个没有争议的院长。然而这些无非是学者之间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分歧，而他和斯特劳斯的冲突，则为日后的政治迫害埋下了祸根。奥本海默虽然是由斯特劳斯亲自出面招为院长的，但两人在理念上相去甚远，所以奥本海默甫一任院长，便明示董事会斯特劳斯不宜出任董事会会长一职。对于斯特劳斯意欲购买离任教授的房产以便近距离控制研究院的意图，奥本海默也迅速作出回应：以研究院的名义购下房产，出租给后来的学者。以此传达给斯特劳斯一个清晰的信号。
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更大的矛盾，则来自于在AEC的共事中。对于原子能技术和其在战后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早在洛斯阿拉莫斯时期，奥本海默便和玻尔在午夜的雪野中有过长谈。对于玻尔提出的通过公开与透明来抑制核竞赛的主张，奥本海默不仅深表认同而且身体力行。但这样的立场不过是科学家们单纯的一厢情愿，和总统要做核大国的主张格格不入。而时任AEC主席的斯特劳斯，正是这样的核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者。
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最初的联手，或许有很强的互惠互利的成分。奥本海默希望以研究院为据点，建筑学术上的精神王国，并通过涉足政坛来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斯特劳斯则想利用奥本海默的声望，来牢牢控制住AEC，进一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然而理念上的差异使二人渐行渐远，直至最后分道扬镳。
1948年，由包括尼克松在内的国会议员组成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开始举行一系列听证会，调查大学校园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原子弹之父”的光环未能使奥本海默免于被传讯的命运，更糟糕的是：面对议员们紧锣密鼓的盘问，奥本海默完全乱了阵脚，居然指名道姓地把仅有亲共思想的学生定性为“红色”，令不少同行感到不解和愤怒，也为自己的一生留下了一处败笔。
与HUAC听证会几乎同时，国会也在讨论是否允许出口放射性同位素。虽然AEC以4：1的多数批准了放射性同位素的出口，然而反对的一票来自主席斯特劳斯，于是奥本海默被再一次招到国会。这一次奥本海默立场异常坚定，明确表示出口同位素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当有人以放射性同位素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为由提出异议时，奥本海默反唇相讥道：一瓶啤酒，一把铁锹，都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引来议员们的一阵哄笑，也让他和斯特劳斯的关系雪上加霜。
1949年8月，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令杜鲁门幻想的核垄断仅维持了不到五年，美苏间的核竞赛就正式拉开帷幕。泰勒随即提出研制氢弹，遭到奥本海默的反对，成为其以后被问罪的主要原因。
自1950年始，麦卡锡主义席卷美国，斯特劳斯不失时机地和FBI联手，向白宫递交了几英寸厚的对奥本海默的指控。1954年4月，AEC进行了长达四周的听证会，对奥本海默进行安全审查。听证会是在极度不公平的情况下进行的，奥本海默的律师无权接触有关文件，他们的谈话也被监听。最后的裁决虽然肯定了奥本海默是个忠诚的美国公民，但不再被允许接触任何机密了。
听证会结束后,奥本海默院长的地位也变得岌岌可危，爱因斯坦迅速在研究院的教授中征集签名，向董事会表明了学者们对这场政治迫害的态度，奥本海默才得以继续担任院长。与此同时，来自美国各大院校的上万名学者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表达科学家们对此事的愤怒和谴责。
而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然苍老了许多，英气不再。
1967年2月28日，奥本海默因喉癌去世，骨灰遵其遗嘱被抛撒在维京群岛的大海里。
结语
从大萧条到二战，及战后不断升级的冷战，奥本海默所处的时代风云激荡，值得一代又一代治史的人们穷经皓首、大书特书。建筑于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上，物理学家们也写下了物理学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如果说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影响尚属于思想和认知范畴的话，原子弹的爆炸则让公众和政客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科学、重新认识科学家这个群体。对于这段物理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代，奥本海默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那是一个在实验室里耐心工作的时代，有许多关键性的实验和大胆的决策，有许多错误的尝试和不成熟的假设。那是一个真挚通讯与匆忙会议的时代，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和无情的批评，里面充满了巧妙的数学挡架。……对于那些参与者，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自宇宙结构的新认识中他们得到了激奋，也尝到了恐惧。这段历史恐怕永远不会被完全记录下来。要写这段历史须要有像写奥迪帕斯或写克伦威尔那样的笔力，可是由于涉及的知识距离日常生活是如此遥远，实在很难想像有任何诗人或史家能胜任。”
以奥本海默对物理学的洞见，以及他的才情和经历，这段历史若是由他本人来写，该会是精彩无比。如今，我们只能从这段简短的文字，想象一下那个年代在奥本海默心中，是怎样一个激情与理性交相辉映的年代。
随着冷战的终结和新千年的到来，奥本海默的时代离我们已渐渐远去。然而，从俄乌战争的核威胁到对人工智能的恐惧与探讨，历史似乎又在以惊人的相似重演着。也正因为此，重温这段历史，能给人带来新的思考和启迪，这也许便是诺兰导演拍“奥本海默”电影的初衷吧。
余昕初稿于8/5/2009，修改于8/13/2023
作者余昕近照
作者余昕与室友吴雪筠摄于2019年科大校园
作者余昕1981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就读，1986年获自动控制学士学位。199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放射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生物医学工程系F Alex Nason讲席教授。为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院（AIMBE）和国际医学磁共振学会（ISMRM）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