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8年退休时，在广西昭平县从事了43年的农村基层工作，亲身经历了公社化、大炼钢铁，吃够了极“左”的苦头。
1958年3月14日，在一片锣鼓声中，广西昭平县10个区成立了10个人民公社，全县5.4万户农民一起入社。
人民公社一成立便大刮“共产风”，把农民所有的土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入社，社员的自留地、零星果树、家畜等收归社有，甚至连锅头、碗筷都归公，大办公共食堂，一切资源和劳力由公社统一调配，统一指挥，统一使用，而且实行“政社合一”，随意无偿调拨物资，农民成了真正的无产者。
1958年3月24日，昭平县10个人民公社又合并为上游、东方红、跃进、五将等六个大公社。全县成立总社，共308个大队，3086个生产队。
全县办了218个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大家同声歌唱：“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那时干部和群众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一切行动听指挥，按军事化组织，战斗化行动，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指挥生产。公社党委书记一声令下，要社员在高山顶上种玉米，寒冬腊月种木薯，大寒季节浸播谷种，挖田三尺搞深耕，挑沙担泥进田改良土壤，办万头猪场等等，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苦干、盲干、拼命干，做了许多蠢事，大家有苦难言，恐惧不安。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1958年钢的产量翻一番，达1070万吨，1959年达2700万吨至3000万吨。为此，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热潮。
广西区委闻风而动。1958年9月8日发出《立即动员全党全民发展钢铁工业的指示》。昭平县委不甘落后，坚决执行，于1958年9月10日召开各公社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传达贯彻这一指示。会议决定，迅速行动起来，集中领导、集中人力、集中物力、集中时间，以战斗姿态投入全民大练钢铁运动。
县里成立了钢铁指挥部，县委书记孟占川任总指挥，副书记何国元任副总指挥，昭平县大炼钢铁的重点在樟木三江钢铁厂、昭平红旗钢铁厂、马江公社清州烧结铁基地。
那时，我是昭平县农业技术中心站站长，也被调到红旗钢铁厂后勤部当办公室主任，负责大炼钢铁的后勤工作，指挥砍树烧炭、挖矿石、采煤、调物资、食品和原料供应等。后勤部长、上游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张壮谋带领1500人到西湾挖煤。东方红公社党委第二书记谭志华，带领2600人到临江冲、黄垌林场砍树烧炭。为取青砖建高炉炼铁，全县把260多间青砖瓦房和祠堂庙宇拆掉，建造炼铁土高炉123座。9月16日，全县15万多民工和中小学生以军事化行动奔向钢铁基地。
炼铁高炉风箱，需要大量鸡毛，下令叫我通知各公社社员养的大鸡全部送钢铁厂杀掉，取鸡毛造风箱。不知杀了多少只鸡，仍不能满足造风箱用。鸡毛不够，就用人的头发代替。何国元和老县长林宗绍自己带头，先把头发剃光，跟着大家都把头发剪光，取毛造风箱。那时男人成了光头“和尚”，女人剪成短发变男妆。
总之，为了大炼钢铁，不惜代价，日夜奋战。在大炼钢铁时，昭平县毁坏森林48万多亩，临江冲、黄垌林场的水源林全部砍光；烧炭3500多吨供炼铁用。把农家所有的犁头、锄头、生铁、锅、斧等，都全部收集起来送去炼铁。15万民工苦战了两个半月，全县才炼出320吨烧结铁。
到1959年3月，粮食开始紧张，公共食堂每人每月只配25斤原粮（包括搭配红薯、芋头杂粮在内），公共食堂越办越差，社员吃不饱。上头三令五申，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一定要办下去，不许解散。只好推广“双蒸饭”——把口粮放进盅加满水蒸熟后，再加水重蒸。没油没菜，大家用盐水送饭，还是吃不饱。后来，公共食堂无法办下去，自动散伙。一无所有的社员，各自回家，不得不用野草、树皮、木叶、黄狗头、神仙土、禾秆糍、老糠粑、小球藻当口粮充饥。
到1960年春，普遍出现干瘦病、浮肿病。据当年统计，全县得浮肿病、干瘦病的，有1.18万人，以公社为单位集中治疗。昭平县委书记纪一民、副书记何国元、翟韵庭、戴希纯经常到基层看望病人，并调拨大米23.2万斤、白糖5400斤、米酒7500斤分到各集中点给病人使用。尽管县委采取了措施，全县仍死亡8146人。
《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