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改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后，让这个成立3年多的特务机构进一步扩权。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期间，当地的特务网直接卷入中共高层内斗，屡屡制造事端，让当时的局面更加的复杂、失控。从那时起，习近平开始大力度清洗明暗两条线上的港澳地区特务网。
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不仅以特务手段管控社会，同样以特务手段控制其内部。今年7月份，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一再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关心支持隐蔽战线工作”。
一些政治观察人士认为，陈文清在隐晦地要求各级官员要支持、配合中共用特务手段发动内部整肃活动。而陈文清所说的要加强支持隐蔽战线工作，说白了，就是搞特务治国，中共历史上就是靠特务手段起家的。
在江泽民当权时期，从中共中央主管香港事务的最高机构“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到香港的“中联办”，再到香港特首以及其他港府高层，几乎都由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控制。在江泽民继任者胡锦涛登台执政时期，港澳特务网也基本都在曾庆红的掌握之下。曾庆红曾经总管全套的中共特务系统，他的这一角色堪比中共大特务头子周恩来。
一些红色权贵家族，更是利用香港的便利，将他们在中国擢取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被重判18年刑期的澳门赌场大亨周焯华就是曾庆红线上的“白手套”，大量的黑钱在他的操作下洗出中国大陆。
习近平2012年上台执政以后，香港逐渐变成了他与江派势力的角力场。2021年11月周焯华被逮捕导致曾庆红势力遭到严重挫败。
新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是特务出身，1963年11月生于河北赵县，2006年2月担任河北省国安厅厅长，2018年4月升任中共国安部副部长，今年7月成为第二任香港国安公署署长。从2012年起，他连续成为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的党代表。在此期间，习近平与曾庆红的势力在中共警察系统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直到2022年6月，习的亲信王小洪成为中共公安部部长之后，习近平基本控制了公安系统。但由于特务系统的特殊性和极具隐蔽性，以及其内部的要害部门多由中共红色权贵的后代把持，因此曾庆红的残余力量在特务系统内仍对习近平构成严重威胁，习近平的清洗行动受到多方掣肘。
以至于，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怪事频出，包括中共官媒和港澳办的宣传，媒体的爆料，港府和警察的暴力打压与挑衅，再加上港人的激烈反弹等因素，一切的表现都是在激化矛盾。习近平一度被各种因素逼向以武力镇压港人抗争的那一步，似乎“六四”就要重演，而习近平将背负全部对香港动武的责任和后果，如果那样，不仅会毁掉香港，毁掉港人的未来，也会毁掉习近平自己。曾庆红曾对他的手下说过，“香港越乱越好办。”
据大纪元得到的消息，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期间，曾庆红安插在警察系统的代理人、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紧邻香港的深圳市设立办公室，亲自指挥、部署针对港人的“维稳”工作。
孙力军被习近平当局拿下后，清洗行动很快波及到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广东省政法系统。
2020年孙力军落马当月（4月），习近平派系成员王志忠从公安部特勤局副局长的任上空降至广东任省公安厅厅长，原厅长李春生卸任。
而后，随着孙力军案进入深入调查阶段，中共广东省政法系统内的一些高官相继落马，包括前后两任省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原副厅长以及省司法厅副厅长等不下十余名高官落马。
同时，习近平当局也在警察系统内进行“人人过关”式的消除孙力军影响力的行动，要求公安系统内与孙力军有关联的人，要主动“讲清问题、划清界线……彻底肃清孙力军流毒影响”。
曾庆红是习近平的死敌，从薄熙来被关进秦城监狱之后，两人的矛盾就已经无法调和，因为曾庆红才是“周薄政变”的幕后主谋。
中共建立政权以来，不仅以特务手段管控社会，同样以特务手段控制其内部。它的特务组织除了职业特工外，还有线人，而中共的很多部门都有各自的特务机构，例如公安部、统战部、中纪委等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务组织。当中共内部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特务就会被利用，针对党内政敌下黑手。早在所谓“延安整风”时期，由康生控制的特务机构“中央社会部”，就是党魁毛泽东整肃他认为的“政敌”和中下层党员干部的打手。
香港国安公署成立于“反送中”运动之后的2020年7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郑雁雄担任第一届署长。郑雁雄长期在广东为官，在他的公开履历中，从来没有过在中共中央及特务机构任职的经历，而省委秘书长只是正厅级。由此可见，刚成立的香港国安公署并未受到习近平过多的重视，或者那时的习近平还不能安自己的心愿在特务系统内随意安插亲信。但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连任之后，就开始发力扭转这种局面。
董经纬原是特务机构国安部的首脑，按照中共的排序惯例，他属于正部级官员，从表面看，董经纬转往香港任职，无疑会提升香港国安公署在特务系统内的地位，甚至可能重新梳理、调整港澳地区的特务网。
从今年7月中旬开始，大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中共对港工作机构发生了6项人事任免，所涉及的部门包括中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中共驻港国安公署及中联办等。然而，能够让外界看到的清洗行动也仅体现在处于公开状态的中共官方机构，而对更隐蔽的特务机构的清洗，外界则难以窥视。
习近平执政以来，虽然在中共党政军内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清洗运动，但他对中共特务系统的掌控仍然受到党内政敌的掣肘。习近平亲信、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7月29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声称，中共特务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所谓“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7月14日陈文清又在中共“全国国家安全系统表彰大会”上称各级党委、政府部门要“重视、支持”发生在他们职权范围内的中共特务活动。
中共把隐蔽的特务活动以这样公开的方式宣示，在近些年来并不多见。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共在内外交困之际强化“特务治国”，也凸显了中国社会与中共党内的政治氛围异常紧张。民怨、官怨以及党内矛盾之大，已经动摇了中共统治根基，让中共当局感到恐慌。
董经纬在国安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反内奸和防谍”。他在2021年主持一个座谈会时声称，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安工作，要求官员做好反奸、防谍工作，既要抓间谍，又要抓“内奸”和“幕后金主”。
习近平把董经纬安插到港澳特务网固然有他考虑的内斗因素，但也不可排除中共政权再次“强化特务治国”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