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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各种数字反映了经济的停滞，但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担忧。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正在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察觉并解决经济中根深蒂固的问题失去信心。
如果习近平主席的政府不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那任何其他措施都很难阻止经济持续恶化。
习近平的政府将国企置于私营部门之上，而国企紧贴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并受政府直接控制。像蚂蚁集团这种金融业务蒸蒸日上的科技企业则被认为过于庞大和强大，已被迫分拆为更小的部门，如今也受到了国家的更多管控。立法机关修改了宪法，允许习近平延长执政期限，加强了他对权力的掌控，此后，打击行动愈演愈烈，教育和其他部门的私企也不能幸免。
此外，在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日益严峻——可能影响中国继续获得全球市场准入和技术——的情况下，政府对外企明显敌对的姿态都在加剧信心的丧失。
在新冠“清零”政策日渐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政府依然不愿变通，后来又在去年12月突然逆转了这一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民众对政策制定过程的信心。
过去一年私人投资的降温和家庭消费的疲弱都明显反应了信心缺失的问题。家庭增加储蓄，减少在汽车等大件商品上的支出，都说明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随着资本外流以及外商在华投资意愿下降，中国的人民币正在贬值。
在我最近的一次中国之行中，政府和企业家之间令人担忧的认知失调已经变得很明显。令人惊讶的是，北京官员对经济似乎相当乐观，并宣称近几个月的举措足以让企业家相信，他们对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已经得到认可。但另一方面，企业家认为政府的行动比发言更能说明问题，削减成功企业规模的做法清楚表明了政府对私企的敌意。
私营部门对保持经济运转至关重要是事实，但北京似乎只愿勉强承认这一点。劳动人口正在萎缩，这使得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以私企为例，它们让中国成为数字支付全球领军者，其创新性和生产力往往远远超出僵化的国企。政府要鼓励本土创新并实现高科技和绿色技术的经济转型，不能仅依靠大型国企。
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劳动更密集的服务业中的企业——对缓解就业压力同样重要。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但其经济未能创造大量新岗位，因为大部分增长都来自制造业投资，同时政府还一直在试图解决国企臃肿冗员的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之际，这成了一个尤其值得担忧的问题，譬如青年失业率的飙升就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
在习近平治下，愈发集权且往往反复无常的政策制定也损害了民众的信心。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北京长期以来都依赖该行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但投机猖獗，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政策推动了抵押贷款融资的可得性。中国政府给房产去泡沫是合理之举，这包括限制购买多套住房的贷款融资和收紧贷款资格。
一些开发商告诉我，他们能理解政府这些行动背后的道理，但是某些政策的变动是一种突然的方式进行的，没有给他们留出多少时间去调整。据报道，这导致房地产价格和建设活动的剧烈下滑，为此政府现在又在逆转某些禁令，试图做出补偿。一些唐突的政策改变对提升信心肯定没什么益处。有一种看法是北京的官员“不食人间烟火”，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会给商业带来什么影响。
私营企业看到令人担忧的言论，认为这可能会产生实际的后果。习近平于2021年提出了“共同富裕”倡议，官方说法是该行动旨在平息民众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不满，而在成功的企业家看来，这是在直接针对他们。这项倡议带来了监管和反腐打击行动，用来对付私企乃至银行，甚至不遵循党的路线的政府官员。
面对日益加剧的青年失业问题引起的担忧，政府的回应是暂停公布相关数据。这样的举措似乎表明，政府认为信心的受损是源于坏消息的传播。同理，尽管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显然是由于需求的疲软和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但政府还是否认了通缩的说法。中国以外的投资者和分析师近日反映，他们在使用万得信息网的部分服务时遭到限制，这个收集企业和金融数据的私有数据库此前曾提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担忧。
虽然没有公开承认经济局势的严峻，但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清楚，国内外种种困难的正汇聚成一个通缩漩涡，并且会越来越难以逆转。
央行近日降低了利率，但如果家庭和私企对未来没把握，更便宜而充裕的信贷并不能让他们增加支出。此举还可能加剧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削减所得税和加强健康与教育支出可以对家庭消费有少量的促进。然而这些措施恐怕充其量只是起到创可贴的作用。
真正的挑战在于政府需要明确承认，如果不能与私营部门建立强有力的关系，那么让经济做出高科技转型，从而产生更多的生产力和就业增长是不现实的。政府需要用支持私营部门的切实举措来表明他们的确是这么认为的，这包括了金融部门的自由化，从而将更多资源引向私企而不是国企。信息和决策过程的透明会对政府有很大帮助。
习近平主席可能青睐一种指挥控制系统，但他正在领教到，私营部门的信心是最难控制的。而这种信心对他实现他的中国经济愿景至关重要。
Eswar Prasad是康纳尔大学教授、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