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2020年在十九大上又提出，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之一”。然而这些至今没能实现。
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指出，中共体制阻碍了要素市场的发展。以资本市场为例，美国和中国就存在重大区别。
文贯中：“以美国为一个例子，它的资本配置，基本上是由股市加上一些银行来完成，效率就非常高，而且刺激了无穷的创造发明。而且，它对资本只是有一个司法，因为它没有一个什么党，另外的人对资本进行干预。中国则不是，中国是通过国库、党库里面的钱人为的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国库、党库的资助，这些企业根本做不大，也做不强，那么硬要把它们做大做强。同时（中共）对民营企业又进行各种各样的限制打压。那么你就看得出来，中国现在资本市场，它绝对不是由要素市场在决定性的配置。资本市场还有一个要诀，因为你既然在搞全球化，那么你跟世界上所有货币应该自由兑换，那中国就不行。第一是限你的量，第二是不准自由地兑换，所有的兑换都要在央行里面进行。这怎么叫资本市场所谓发育出来，然后决定性的在配置资源呢？”
其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也受到中共的户籍制度的严重限制和扭曲。三亿农民工虽然为所谓的“中国奇迹”作出了最大的体力贡献，但并没有获得理应享受的收入和福利。
文贯中：“市场经济它的一条是在市场面前、在价格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高与低，那么中国就不行。中国农民工都比农民还稍微高一点，因为他们进城了，那么就是三六九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个正常的工资不但应该满足工人自身的生存，而且还要满足工人进行人口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这样的话，才能使得工人一代又一代的，不但是生存，还能够繁衍后代，能够比上一辈生活得更幸福更好。这一点在发达国家都实现了，在中国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刚刚就讲到农民工是受到歧视的。”
土地市场受的限制更多。中共闹革命的最终结果是垄断了全国土地的所有权。
文贯中：“在这个情况下，当然中国的土地市场绝对是发育不出来的，因为只有你国家一家的垄断。它垄断以后，那个所作所为也是自以为得计，但是现在是焦头烂额。”
多年来，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以垄断的低价收购农民的农用地的所有权，再用垄断的高价卖给开发商土地使用权，赚取一进一出的巨大差价。虽然，靠这样的土地财政拉动了基建，但也导致了政府的过度铺张浪费。文教授指出，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在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府征收物业税（property taxes）用来改善社区的基建和服务，使业主的土地和房产升值，然后在物业升值的基础上，政府征到更多的物业税，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在中国就不行。
文贯中：“中国第一就是所有的人都拒绝交这个，以后政府不是说要收所谓的房产税吗？因为每个人都说，这个土地又不是我的，土地之上的房子是在折旧，你怎么队一个不断价值减少的东西征税呢？但土地本身倒是在升值，这个我也承认，但土地是你（国家）的，那你（国家）自己征自己的税好了。所以，老百姓都很有理由，从法理基础上把房产税否定掉了。那么，没有房产税，土地财政又没法再经营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化，他主要就靠把农村里面的人吸引到城市里面来，当然他们需要房子，需要教育，需要医院等等，这就构成新的需求。所以，这部分人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但是，中国现在不给这些人户口，也不准他们实现家族的团聚，更加不允许他们的后代跟着他们父母进城。那么好了，这个城市化怎么搞下去呢？”
要素市场的发展受到中共各种政策的限制，同时出于对特权和政权的执著，中共的保守派更是强行扼杀要素市场的发育。文教授表示，中国经济遇到一个要不要让要素市场发育出来的死结。只要这个死结无法解决，中国也就无法实现“两个弥合”，无法实现全面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