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星期前，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了夏明教授和宋永毅教授关于洗脑问题的讨论会。讨论会于5月份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出席者有21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与专家，包括政治学、哲学、历史、宗教学、社会学、大众传媒和文学领域。两位教授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学名著中，“不疑处有疑”地发现，洗脑的概念被刻意回避，遂引发了他们对洗脑问题的研究兴趣。这个研究，对进一步理解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中共对自己的国民采用高强度洗脑，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颇像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那个极权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思想自由是一种死罪，独立自主的个人被消灭干净，老大哥严密控制着每一个人的思想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奥威尔说，“迟早有一天，他们会宣布二加二等于五”，“虽然你明明知道那是个错误，但你必须把它当成真理，而且还要赞美他们正确英明，否则便被认为对它们不忠…”。这也许就是洗脑的最高境界。奥威尔笔下的那个极权社会与当下的中国有很高的相似性。
我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已经进入“二加二等于五”的洗脑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以不断地指鹿为马、编造谎言、扭曲事实、修改历史为手段，来达到对国人洗脑的目的。习近平和书中的老大哥一样，相信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在老大哥治下，没有人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1984》中对此有相当恐怖的描述。在审讯室里，老大哥的代表奥布莱恩伸出四个手指，让被审讯者温斯顿回答，“我竖起来的手指有几个？”，“四个”，“如果党说不是四个，是五个，那你说有多少？”，“四个”。为了这个真实的“四”字，温斯顿反复遭受酷刑。老大哥后来对他说了真话，“有时二加二等于四，但有时是三，有时是五，有时同时是三、四、五。”到底是几，党说了算。不管党说什么，你都必须相信。你没有不相信的权利和自由。
像书中的老大哥一样，中共当局试图以二加二有时是三，有时是五，有时同时是三、四、五，来扭曲国人的认知，改造国人的认知，还“不准妄议”。吴国光教授在讨论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习近平在对国人搞认知战，就是让官媒放出各种混乱的信息，搞乱国人的脑子，让他们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一些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不买习近平极权账的人，当局就用判重刑的暴力手段，让他们在长期监禁中丧失对社会的影响力。甚至像温斯顿一样，最后被消失。
在小说的后面，被老大哥迫害的温斯顿被迫说服自己，“二加二等于五”就是真理，党说等于多少，他就必须相信是等于多少。奥威尔写道：纳粹的理论深处是否定“真理”的存在……这种思维方式的隐藏目标就是一个由领袖或者执政党控制未来乃至过去的黑暗世界。如果领袖这样说“这从未发生过”——好的，那就从未发生过。要是他说二加二等于五——那么好的，二加二就等于五。
中国从2019年年底到2022年底经历的Covid-19大流行，显示了典型的“二加二等于五”式的荒诞。习近平试图让人们相信，中国没有延误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他一开始就掌握了疫情爆发的初始状况，而且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至于病毒来源，他通过外交部的战狼外交，把病毒来源嫁祸于美国军人，并且反反复复地重复一个说法，是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设计了这种病毒并将其带到了武汉。这种叙事通过官媒使用的油管及推特的知名政客，在短短几天之内传遍全球。许多国人都相信这个谎言。
当然，“二加二等于五”并非是习近平的创新。1952年，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打得不可开交之际，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无中生有、编造谎言，称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细菌战。后来许多中美专家证实，这是中朝苏精心策划的骗局。而“二加二等于五”在习近平时代的新颖之处在于，他用毛泽东时代没有的高科技手段，用大监控、大数据，急剧提高了“洗脑”的规模和速度；而且不仅洗中国国民的脑，还洗国际社会的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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