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红在北戴河发难，引来习近平对部下发牢骚，除此之外，对中国政局没有任何帮助。
红二代与老人帮想改变当前中国的厄运，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换人，一条是改变基本路线。两条路都走不通，不是路不对，是为时已晚。
现在换人，首先是到哪里找人去？党国领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经过长时间的考察磨炼，要有从低到高的工作经验，本人要有开明思想，要有智慧少偏执，视野要开阔，胸襟要宽弘。一个领袖要孚众望，要服人，必须有相当的政绩打底，有可靠而高效的班底，更不必说，他还需要有国际观，得到各国认同。
经过习近平十年败坏，以武大郎开店为能事，满朝充斥献媚取巧之徒，没有一个有过人的本事与政绩，有的只是忠心。这种忠心也不是对党的忠心，只是对习近平个人的忠心，他们不对党负责，只对习近平负责。
中央一级已经被清空，从各省诸侯中找，互相不服气，难以驾驭大局。从基层找上来更不现实，没基础更不知底细，上来后如何稳住局面？把习近平拿掉了，让李强或蔡奇顶上来，也不可稳住政局，党内不服气，中国人也必群起而攻之，那岂不是更惨？
把薄熙来和刘亚洲从监狱里放出来也行不通。虽然两个人都是红二代，又与习近平有仇，一旦得权可实行反攻倒算。但薄熙来政声低劣，恃才傲物，得罪人很多，如何服众？刘亚洲只在军中有一点基础，未必叫得动政府部门。两个人都有贪腐记录，又都没有班底，一时囚犯一时领袖，没有合法授权，势必引起党国与社会大动荡。
换人后果严重，痛改路线也走不通。由习近平自己主持大转弯，当然很难看，自打嘴巴厚颜无耻。先前把话说得太满，政策去得太尽，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只会引起全国大混乱。对中共来说，不但失党格国格，更引致各国鄙视，国人恶感。
国进民退改为国退民进，四十年功德颠倒化为流水。国企要让位又要改制，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从头开始再折腾一次。结果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陷入瓦解边缘，中共一桶江山到处裂痕，除非中共准备放弃政权，开放政治改革，否则又是搞死自己。
重回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先要为社会松绑，首先是众多恶法要取缔，那是大工程，“有排嘈”；其次是要开放言路，逐步实行新闻言论自由，让人民有地方说话，人民才会配合你的政策；社会松绑必引致百姓更强烈的政治要求，那正是中共最害怕的结果，不鼓民气不能令经济起死回生，鼓起民气却必然点着反抗暴政的烈火。
内部大转弯之际，也需对外大妥协，要对美磕头，与欧盟日韩修好。十年战狼外交，民主国家对中共深恶痛绝，不可能中共求和又言归于好，自动放弃辛苦组建的民主抗共阵线，又再放虎归山，重蹈被中共毁坏国际规则的覆辙。
对外服软难买西方欢心，更大可能是被西方趁你病拿你命，促使西方更主动出击招招致命，如此不但党国尊严碎了满地，政治军事实力又被人碾压，换不来国际环境的改善，更加深内外危机，只会死得更快。
换人不现实，改弦易辙会翻车，没办法的办法，便是让习近平维持现状，把危机往下拖，拖到几时算几时。只要对外不发动战争，对内加强政治管控，幸运的话，年年难过年年过，看看会不会等来西方经济危机和国际战争动乱，趁美国自顾不暇，得到喘息的机会。幸运的话，中国人适应了低端社会，勒紧肚皮，勉强苟活，中共政权像朝鲜那样，在危如累卵的摇晃中，把江山维持下去。
可惜的又是，朝鲜有一个中共国养着，一旦经济没落，十三亿中国人没有人养得起，一旦捱到山穷水尽，不造反不能活命，那时上天也难救。
维持的局面能拖多久？这就如笔者早前提出的，官方与民间两种变量的博弈。中共得上天垂顾，突然时来运转，经济没有死绝，慢慢修复，国力没有衰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政府就有余力镇压民间反抗。与此同时，如果中国人政治要求那么低，吃不饱饭就饿着躺平，那中共苟活的机率就高一点。
可是现实是，楼市泡沫金融危机迟早爆发，失业减薪潮最终造就满地饥民，即使中共存活的时间稍微延长，也仅仅是延长而已，短则五年长则十年，始终有一个终点在远方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