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巩固军权，上台以来一边整肃军队，一边以军改之名从地方夺去武装力量的控制权。习近平缴了地方诸侯的枪，也许防了政变，却给救灾这类地方事务留下问题。
“戎装常委”变迁与习近平“缴枪”
9月6日，中共官方宣布，张弓少将接替周河任广东省委常委。今年7月，张弓已接替周河任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张弓是最新获任命的所谓“戎装常委”，这是中共官场很特别的职位。
所谓的“戎装常委”是中共各省级党委领导班子内的军方代表，一般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担任。按照官方的说法，其主要作用是“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反过来，省委书记也是名义上的省军区第一书记。这两个职务的设置，目前形式仍然沿续，但实际上有所变化。
“戎装常委”设立始于2007年，当时是胡锦涛掌军，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他被前任军委主席江泽民的两名亲信——徐才厚和郭伯雄架空。当时“戎装常委”的出现，其实是地方诸侯从中央瓜分军权的表现，体现出胡的弱势。
2016年年底大陆14个省级地方政府开完党代会时，各省常委名单中无一“戎装常委”。直至2017年底和2018年初再度集体回归，到2019年初全部到位。
这期间，习近平透过军改，将地方首长对军队的权力收回，“戎装常委”所主管的省级军区的实际权力也被掏空。
首先，在军改前，中共七大军区各辖若干集团军和省军区；军改之后，大军区撤销，集团军划归陆军总部领导，省军区则归属新组建的军委国防动员部管理。
其次，省军区职能和机构缩编。除北京卫戍区、新疆军区、西藏军区保留在陆军野战部队序列外，其他省级军区已经裁撤了参谋部、政治工作部、装备部和后勤保障部，实务掏空，成为一种协调机关。省级军区原有的海防部队也全部转隶陆军。
习近平要重整省级军区和“戎装常委”，明面上的理由可能是反腐需要。因为郭伯雄、徐才厚掌军时，各省级军区的戎装常委是他们两人卖官的重灾区。省级军区人浮于事，很多戎装常委天天盘算如何“盘活”省军区所属土地，与开发商进行对接发财。许多军用土地被以“置换”的方式用来开发军产房，再低价销售。地方军区还打着拥军旗号，不时向地方政府要钱要项目要土地。
过去的“戎装常委”由于同时受省级一把手领导，且省军区有成套人马，容易被有野心的地方主政者所拉拢，共谋大事。传闻涉政变的薄熙来，就曾在重庆召集成都、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重庆警备区参与进行士兵演习。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原四川省“戎装常委”、军区原政委叶万勇均因深度卷入了薄氏政变而落马。
在省级军区中，习近平还直接控制了北京卫戍区。军改前，北京卫戍区属北京军区建制，同时是中共北京市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北京军区和北京市党委、政府的双重领导。军改后，北京卫戍区收归习近平直接控制，直属中央军委。
习近平的另一收权动作是将武警收到军委，过去武警由地方政府使用，领导体制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双重领导。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地方无权调动武警部队。
省级军区的预备役部队管理许可权也被陆军统一收回。2020年6月，原本由“军地双重领导”的预备役部队也改为由中央军委，习近平进一步侵蚀地方政府的涉军权力。
重整军权影响“救灾”
习近平透过军改重整军队，并进一步强调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军权不旁落。这当然是吸取了胡锦涛的教训。胡温时期，郭伯雄、徐才厚实控军队，但他们只听前党魁江泽民的，没把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放在眼内。
胡锦涛和温家宝经常在灾情最严重时到灾区，这是和习近平时代最大的不同。但还有一个与习近平的不同，是胡温竟然出现无法调动军队救援的情况。
2008年汶川地震，温家宝在灾区打电话调动军队受阻，气得摔电话。后来有中共军委总参谋长陈炳德在题为《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一文披露，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的三天时间里，军方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军委首长”（江泽民）的批准。
习近平全面收拢军权之后，解决了地方军政勾连问题，掌控了调兵权，军队只听他指挥。但却留下了另一隐患，就是在抢险救灾部分。
过去的省级军区有成套架构，独立性较强，且有实权，同时往往因为与地方有利益勾连互动，地方需要救灾时也能马上行动，除非军政关系闹掰。
习近平进一步卸掉了地方政府的权力，所有的武装，哪怕就是作为准武装力量的预备役部队，都收到中央军委。预备役部队是以退役军人、民兵为基础、少数现役军人为骨干，战时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役部队。在改编前，预备役虽然受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但实际上主要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供养，向来也承担抢险救灾等地方工作。习近平收权的同时，也削弱了这支武装力量参与社会救灾抢险的功能。
现在省军区归属新组建的军委国防动员部管理，且手头没有什么人马，而掌军大队人马的各战区则要听习近平的指令行动，即便灾情危急，也要层层请示，习近平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处理。加上习可能认为军队要用来打仗，根本不想军队参与救灾抢险，故此往往军队行动会迟缓。由军委领导的武警部队也一样。
今年7月底8月初，华北、东北先后爆发洪灾，中共七常委躲到北戴河休假，直到8月17日开常委会时，却声称“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事实上，7月底8月初河北洪灾最严重时，民众被洪水围困命悬一线，从流出海外的影片和海外媒体采访可知，军人介入较少。即便从官方报导看，看到最多的是民间救援队。
《河北日报》8月4日报导也显示，第一时间赶往河北灾区支援的主要是民间救援力量。据报，保定涿州发生汛情后，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近百支民间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保定涿州等地。初步统计，共有270余支队伍6811人参与涿州现场救援，其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1487人，综合性消防队伍1317人，森林草原消防队伍200人，社会力量3636人，中国安能171人。
习近平透过军改重整军队，并进一步强调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保证军权不旁落。（图片取自网络）
前述报导显示，军队和武警参与的只有较少的一部分。
过去中共军队，被作为抗洪的主要力量。胡锦涛时期，官媒的报导是“全军和武警部队全力抗洪救灾”，是全军、全力抗洪；另一报导是“解放军指战员、公安武警消防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现场抗洪抢险”，军方排在前位。
习近平时代，官媒报导是，“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冲锋在前，解放军、武警部队紧急驰援，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勇挑重担。”意思很明白，军方只是“驰援”，要靠社会力量“勇挑重担”。
习在洪灾期间都不去灾区视察，可能是怕暗杀。但习从机制上使军队保守支援以及延缓支援，是有意之失还是见死不救呢？
“亲自指挥”与“救灾”摆拍
8月初的河北洪灾中，从官媒披露的信息看，地方与军队在“合作”上关系微妙。
据《天津新闻联播》消息，8月8日，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市长张工分别与中部战区司令员黄铭、政治委员徐德清，武警部队副司令员朱文祥一行到静海区大清河右堤检查会商天津市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报导提到，陈敏尔、张工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和中部战区部队和武警官兵“表示衷心感谢”。陈敏尔还吹捧军方能够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听党指挥”。黄铭、徐德清则表示，将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朱文祥也有类似表态。
8月5日，黑龙江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与北部战区中将副司令员付国强一行就共同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行会商。许勤、梁惠玲吹捧北部战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云云。
这些间接捧习的官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军方参与救援，全靠习的所谓“亲自指挥”和“重要指示”，而陈敏尔作为地方大员，即便是政治局委员，也只有感激的份。
中共军队救灾不力，却占据官方救灾的新闻画面。当洪水逐渐消退后，大批军警涌入灾区，进行各种摆拍、伪造救灾现场，被网民一一拆穿。
8月7日，中共军网宣传军人在抗洪一线救灾的图片，齐胸的“洪水”几乎静止状态，一群士兵却装模作样的站到水中充当“人墙”。
网传的一段影片中，一群军警在郊外的一片平地上，伪造扛沙袋固河堤的场景。拍摄现场的民众说：“哎……啥都能造假啊。”
8月5日，洪水退下，河北武警部队全面接管当地灾区维稳，民间救援队被要求撤离。有涿州市民披露，官方害怕灾区真相曝光，怕民众抗议。之后，河北确实发生了多起灾民抗议官媒造假宣传，以及补偿不公的事件。
中共党卫军本质大曝光
今年的河北洪灾，当局人为泄洪保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水淹涿州制造人祸，已饱受诟病。其实中共治下的历次天灾，都有人祸的因素。而尽管军方在救灾方面不力，但在参与维稳方面，却很卖力，是习近平口中的“备战打仗”之外的另一要务。
习近平在2022年两会曾要求，除了全军抓紧“备战打仗工作”，军队要协助地方维稳，并及时“处置各种突发情况”。比如2022年上半年上海的新冠疫情大爆发，当局封城时，就有来自陆军、海军、联勤保障部队所属7个医疗单位进城，变相武装接管上海。军队介入，可能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掩盖大量死亡的实情，因为军队是有火速处理尸体的机制和设施的。
中共军队、武警，还有预备役，全部收归习近平控制，全面转入备战，兼介入维稳，参与对人民的镇压；同时在过往全力参与的救灾抢险方面却退缩，在机制上反应缓慢。这是中共武装力量的党卫军本质的大曝光。
但这并非说习之前的领导人如何爱民，只是他们更善于表演，做秀，以掩饰党的阴暗本质，就像邓小平为保党搞“改革开放”，一度为中共遮盖人权劣迹一样。而中共到了习近平时代，阴暗处全部都掩盖不住，干脆也懒得演了。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