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数据显示，有2.8亿中国人年入不到8400元。中国不是进入了“低欲望社会”，而是社会收入水平太低。图为北京街头一名摆地摊的年轻人
直播带货网红李佳琦最近开口怼了顾客，这一怼上了热搜。起因是观众说他推销的79元一支的眉笔太贵，李佳琦反而说是网友工作不努力，导致薪水低，“有的时候要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李佳琦在淘宝直播平台上拥有7,600万粉丝，他曾在与阿里巴巴马云的销售比赛中，5分钟内卖出15,000支口红，赢得“口红一哥”称号；然而这个一哥称号也无法保证消费者永远买单。
在翻车后，李佳琦虽一再道歉，但是仍然掉粉百万。
失业率高、收入水准低怎么消费？
我们不批评李佳琦的说法，换个角度讨论，他倒是提出了一个真正重要的问题。有大陆网友诘问：“所有人都想知道，他们努力工作了这么多年了，工资为什么还是没有涨？为什么那么努力的我们，却找不到工作了。”
李佳琦直播的观众多半是年轻的小资女性。当前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今年4月起青年失业率突破20%，6月升达21.3%，8月当局索性不公布青年失业率了。
根据《纽约时报》推估，过去4年来中国青年失业率增加一倍，实际状况可能更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指出，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被低估，如果把1600万躺平、啃老族也计算进去，中国3月青年实际失业率可能已高达46.5%。
从全国平均收入来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31,370元（13.8万台币），也就是说，去年有一半的中国人月收入低于2,500元。网友有感而发称：“2,500元能买啥？只要自己当家就知道这钱有多不经花。”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8月接受访问表示，中国不是进入了低欲望社会，而是民众收入水准太低，需求被严重压抑。他表示，根据统计数据，中国有2.8亿人口年收入不到8,400元人民币（下同，3.7万台币），即月收入不到700元（台币3,080元），这篇访谈引发网友热议。
刘俏表示，还有很多中国人没有被基本的公共服务覆盖，他们被压抑的需求其实很多，“例如，14亿中国人之中，有多少没有护照，有多少没坐过高铁、飞机，有多少一辈子没出过自己的城市，这些不是低欲望造成的，相反的我更担心，无法满足人们需求而带来的社会问题”。
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邢斌2022年花了一个月时间送外卖，进行田野调查。他在文章中也点出中国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收入的困境：北美高级知识分子的薪水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2到3倍，但底层的收入，则是日本为中国的8到12倍，美国是中国的10到15倍。
工资不涨＝不认真工作？
现在中国经济不景气，很多人没有工作，连“铁饭碗”公务员都会碰到发不出薪水、连连减薪的事情；一般人更是被迫拥抱996，拼命工作避免裁员。对多数艰难谋生的中国人来说，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不是认真工作薪水就会增加。
一网友说：“我真的在公司兢兢业业做了三年，每天加班，所有了解我的同事都知道我应该涨薪，可是公司不仅不涨薪还降本增效，努力真的和工资不挂钩啊啊啊啊！”
媒体人“送青人”回应：“三年不涨工资，还不算最惨的，最起码比被辞退的强。被辞退的，又比找不到工作的强，最起码拿到N＋1，还能勉强度日。而这两者，又比工作到猝死的强。”
“猝死”指的是上个月一位广东保安赵先生的悲剧。
9月10日新闻报导，广东中山一位48岁的针织工厂保安赵先生，每天工作12小时，每月上班时间为平均360小时，连续工作190天没休息过一天。而且，在夏季高温天气中，他的工作环境是一个太阳底下10平方米左右的保安室，温度超过40度，只有风扇没有空调。
赵先生在工厂当了12年保安后，于8月23日晚下班后，在租住的宿舍猝死。而且，死因竟然还不能裁定“因公死亡”，只会发给一次性抚恤金。
猝死之前赵先生发过几次朋友圈，都是在表达“好热”：“又要蒸熟了”、“这温度”、“是清蒸，还是爆炒…”
有网友说：“我们不是在努力，而是在拼命”，确实如此。
研究员迈克尔．舒曼：中国模式已死
常驻北京的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在《大西洋月刊》发表评论文章，直接指出中国经济成长的模式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舒曼认为，中国经济成长模式的发动引擎是投资，而且是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工厂、高速公路、机场、购物中心、公寓大楼。他表示在中国改革之初，一穷二白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是必要的，并且确实获得巨大的成功。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在中国模式失败的原因也是“过度投资”，恰恰就是中国经济成功崛起的原因。
舒曼分析，中共领导层早就知道这种投资策略存在风险。早在2007年，当时的总理温家宝就表示：“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问题，发展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众所周知，中共当局必须放手过度干预民间经济活动，让市场机能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经济发展，开放对金融部门与私营企业的控制。
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经济上进行“再平衡”，减少依赖过度投资，培养新的成长引擎，特别是国内消费。
在制度面上，曾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呼吁，令经济逆转最根本原因在政治，而药方并不难开：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实行宪政民主、普选制、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司法独立、保障言论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是保障经济高速优质发展的必经之路。
舒曼说，在习近平初上任时，曾经承诺让市场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真正的改革从未发生。
因为采取这些措施会削弱中共政权的权力，权力就是中共最在意的软肋，它绝对不可能放弃控制社会的权力。
因此，只要中共政权还存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会持续无解，因为说到底，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