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被称作“最牛历史老师”的伙计说过一句话：某教科书连5%的真实都没有。
他说的也许有许夸张，但至少在某些历史事件上，我们的教科书没有忠实于历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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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40年4月10日，英国，伦敦、下议院。
一场有关大清国的辩论正在进行中。
据说，这场辩论是从三天前的4月7日开始的，到此时，已经辩论了整整三天了。
此时，执政的自由党议员托马斯·马科维列正挥舞着双手慷慨陈词：“……义律先生命令在受包围的商馆的阳台上高高地挂起英国国旗……看到这面国旗，濒死的人们的心，也会立即苏醒过来。因为这使他们想起了自己是属于从不知道失败、投降和屈辱的国家……在普拉希原野上为布拉克大厅的牺牲者复仇的国家，自从伟大的摄政宣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比以前的罗马市民更受人尊重以来，从不知道后退的国家!……”
马科维列的讲演之后，便是关于一项议案的投票，这个议案就是由内阁提交的“军费协助案”，下议院要投票通过的这个议案是干嘛用的呢？对大清国动武用的。
投票结束，片刻，公布投票结果：赞成271票，反对262票，议案以微弱多数得到了通过。
一个月后的5月10日，英国上议院也通过了这一议案。
对此，英女王维多利亚宣布：我们为自由贸易的原则开战，不是为鸦片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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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的一个初中历史的题库中有这一道题：
这道题想都不用想，答案肯定是C，也必须是C，但问题是这件事真的发生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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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许多子虚乌有的“史实”，我们的媒体上也有许多替外国人编的瞎话，这个被历史书郑重其事地讲给学生的“对华战争的提案”恰好也是其中之一。
2018年5月22日，《参考消息》刊载了驻伦敦记者杜涛撰写的一篇文章——《英国议会通过“鸦片战争议案”为误传》。
文中讲述，记者杜涛到英国议会档案馆，想寻找当年那份“鸦片战争议案”，一份决定近代中国命运的投票文献。档案管理员将一本1840年4月议会下院辩论记录集放在杜涛面前，杜涛翻阅了每一份档案，也没有找到这份传说中的“军费协助案”，更没有找到“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得以通过对大清开战”的投票记录。
杜涛找到的“271票反对对262票支持”的是一个与大清不大相干辉格党人詹姆斯提出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此提案抨击当时的首相巴麦尊在对华政策上缺乏远见、考虑不周。辩论记录显示，这份不信任案最终以“271票反对、262票支持、反对多于支持9票”的结果“没有获得通过”。
很显然，这个误传大概率是张冠李戴了，如果是通过了，勉强还能扯到一块去，可问题是没有通过。
当然，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只能证明有，不能证明无。比如我们就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狮”了，法国人不承认也拿不出证据来，可问题是我们也同样拿不出证据来，我们所谓的证据就是某传记文学（《拿破仑传》）中的一个未必存在的人物（花匠）的没头没尾一句转述，而不是确凿的档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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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当时的法律来看，“鸦片战争议案”是由内阁就可以决定的，根本不需要下院的议员们说三道四。
而事实上，就是在1840年4月10日之前的一个月，英国的舰船就已经驶向了大清国。
那时的内阁如果想向议会通报，也只是打个招呼，这事我已经干了，你们就别瞎BB了。因为在英国政治体制的设计中，内阁享有一定对外军事特权，可以不经过议会的批准，直接调动军队对外作战。
2018年4月，英国首相特蕾莎在未经议会投票批准的情况下，下令对叙利亚进行空袭行动，这和1840年英国政府下令派军舰到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如出一辙。
当然，内阁与议会关系融洽时一般也会将法案提交议会决议：1982年4月，撒切尔夫人对阿宣战，议会全票通过；2003年布莱尔派兵参加伊拉克军事行动，也是经过了议会辩论投票表决通过后实施的，但这些不足以证明那个“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得以通过”的“鸦片战争议案”的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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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840年4月10日的那个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议案”大体上就是一个只要读过初中的中国人就应该都知道的，而除了读过中国的历史教科的英国人都未必知道的议案，但鸦片战争却是千真万确地发生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其痕迹之深，尽管经历的一百八十多年岁月的冲刷，仍然是我们中国人心头的一道深深的伤痕。
回首历史，我们不应该如同怨妇一样只是强调别人的不对，而把那个更为落后，更为腐朽，更为失信于人的清政府美化成无辜的赤子。
我们应该知道，当时的鸦片是合法的贸易商品，鲁迅都说他小时候的药店里就将鸦片当作治病用的药品售卖。虽然英国政府是禁止英国人吸食鸦片的，但当商人从中国的中间商“十三行”手中花十万大洋买到一张进口许可证时，他除了贩卖鸦片，无论贩卖什么都赔掉血本，如果你是西洋商人，你怎么办？
而林则徐所禁的烟，也只是从海上运来的鸦片，对于国内生产的鸦片并不禁止，因为那也是清政府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令英国人很恼火，英驻华商务代表义律说：“对于中国人之侵害行为，必须得到满足与赔偿，以此目的，捕获中国船舶及货物，自属正当。如中国政府承认赔偿，并行让步，则英政府亦不为复仇而战争。”
然而，英内阁却认为义律的表现太软弱了，他们直接让大炮来说话。
1840年6月，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了澳门的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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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林则徐还没有意识到他捅了一个大篓子，在他看来，英国人不敢对他的销烟有过激的反映，因为大清国有卡英国人脖子的“大黄和茶叶”，如果这两样东西中国不给英国，就像一百八十多年以后美国不给中国5G芯片一样，甚至更为严重，英国人会通通地大便干燥而死。
既使是英国人打了过来，林督也是不害怕的，因为他知道，英国人的腿打不了弯，在船上打炮还可以，一旦上了岸，随便一个清兵就可以干翻他十几二十来个，就是妇女儿童也轻松地抓几个洋鬼子。
当定海失守的消息传来时，林则徐正在翻阅一本他刚刚弄到手的英文书《外国关税策略和习俗文摘》，正为里面所谈到的难以理解的名词和拗口的外国人名而头疼不已。尽管如此，他还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由此可见，林督比我们今天的许多人还要开化的是他从不固步自封，当他意识到自己从前认知的错误时，他肯改变自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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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虽然有着时代带给他的局限性，但仍是中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鸦片战争之后，他成了替罪羊，但也正这个让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以及国家的对手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呼吁国家加大开放的力度，他认为如果再不向西方学习，这个国家就真的没有了希望了。
不过在他碰了一串钉子之后，他再写信给朋友说这些话时，信末还特意加了一句，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你不要给别人看”。
林总督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只他的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足以受我一拜。
我前些日子去新疆，在天山南北寻找他的足迹，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但我们还是不能复制他，因为他再伟大也不足以以摆脱时代加给他的思想和精神上的桎梏。1840年4月10日的那一场英国下院的辩论无论是有还是没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都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要吸取的教训不仅仅是自己要更强大，还要更文明，而最高级的文明就是信守契约。
刚刚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小视频，那视频中一个女子在盛赞一个毒贩子，因为那毒贩子说他只把毒品卖给外国人，他是在为先人们报仇。
令人惊讶的是评论区里一片赞扬声，称他是民族英雄。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的祖先与鲁迅的先人一样从中药铺里买“福寿膏”回家吸食，你还有什么理由要去报复那药品的供应商呢？今天的许多药品里仍然有罂粟的提取物，莫非那药店你也要一把火烧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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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从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而不是培养仇恨。这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像俄外长老拉头那样能自信地说我们大俄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外族呢？你说你八十年前的屈辱不能忘，那人家凭什么就要忘掉八百年前的屈辱呢？国家与民族之间冤冤相报，那还有个完么？
那些今天要灭了这个，明天要灭了那个的蔡洋们，正常人谁还敢和你交朋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