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抗战时期是基本上不抗日的，但抗战胜利后抢占胜利果实比谁都快。国军抗战竭尽了全力，理应顺理成章接收各地，但处处受中共阻挠、袭击，因此谁发动的内战呀，当然是共产党呀。国民党当时根本没有发动内战的思维方式，因此搞了“国军复员”及“遣散关东军”，正是这两点使中共浑水摸鱼，又加上苏俄的助纣为虐，始成中共占领中国大陆，本文将详细地将“国军复员”、“遣散关东军”一一说明，揭穿中共摘桃子、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
国民党抗战竭尽了全力
八年抗战，国军抗击了日军全部的甲级对华作战师团，近两百个师长以上将军阵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三百二十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空军阵亡四千三百二十一人，毁机二千四百六十八架，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正因为如此，日本在湖南芷江签字向国民政府投降。注意是湖南芷江，可不是陕西的延安，日本人当然知道是在和谁作战。
中共趁“国军复员”浑水摸鱼
一九四五年五月初，德国纳粹领袖希特勒自杀身亡，九日德国正式向盟国投降，轴心国已频临崩溃。日本在远东战区和太平洋也呈灭亡之相，连日本本土也遭美机大批轰炸。
八月十日下午，全国上下突然传出，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报纸刊出号外证实日皇已向盟国投降，顿时举国欢腾。八年辛苦抗战，中国人民含冤忍痛，毁家抒难，终于有了结束和报偿。
日本投降，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名义，命令日本政府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率同在中国战区的日本军队向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委员长投降。
当时日本有一百多万军队在中国境内，而因抗战耗尽力量了的国军多数在西南各省，必须立刻赶到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安庆、南京、上海、杭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归绥、包头、太原、石家庄等二十余个城市，解除日军武装，并维持当地治安。
九月初，日本在湖南芷江签署降书，陈诚在南京部署有关受降事宜；九日，中国正式派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代表政府接受日本投降。
受降接收工作是国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一则牵扯当地治安之维护，二则安排武器弹药之缴收，三是控制区和运输线的掌握。此时中共及其幕后主使苏联蠢蠢欲动。李宗仁主张“后浪推前浪”方式，循序渐进，以江南大军一拨拨向北推进，接收北部；但中央则主张将敌人集中缴械，再调派大军专程前往接收。然大军开拔费日耗时，尚未来的及开往目的地，东北、华北大半江山，已为中共所占，武器多为中共抢走，造成共军势力突然坐大，此诚为接收始所未料者。
其次，复员工作中最重要的，是部队的整编。依照军政部的计划，至一九四五年底，国内原有一二四军，三五四个师，三十六个独立旅，二十八个独立团，十五个独立营，裁减三十一个军，一一一个师，二十八个独立旅，八十三个独立团，十个独立营。军事机关原有四五五○个单位，裁并了一七七九个，军事学校原有九十二个，裁并了七十个，总计原有兵员是五百九十余万人，整编后是四百三十余万人。
中央的计划是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以内，用集体转业、个别转业和给资遣散三种方式，再行裁汰官兵一百八十万人。中央的苦处是，庞大的军费开销，国家财政支付不起。
但国军军事将领和军人，都是除了带兵打仗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在军方未建立起良好的退休制度下，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
中央的第一项重要命令，是将收复区的伪军及参与抗战的非编制内游击队解散。解散的方式，像日军缴械一般，由中央指定各部队集中地点，然后向前来接收的中央军接洽，听后处置。而伪军和游击队的原有防地，却无军队接防；于是，与接收日本占领区一样失策，共军此时趁虚而入。这些部队开离指定地点，而他们所奉命要接管的中央军有些还远在滇、缅一带。这些部队长官久候无着落。因而，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在这种办法下，失业军官动辄以千计，生活无着落。狡诈的便另打主意，改向中共为伍的，不计其数。
中央裁军，主要为谋财政，同时为及中国长治久安之计，复杂繁乱的部队，实有整肃之必要。但在抗战结束之初，国家尚未进入轨道，且中共叛乱未泯，苏俄谋窃日急之下，裁军是军事上最大一次败军。中共在苏俄撑腰下，通过抗战时期的喘息，以及接收时期混水摸鱼，捞到不少日军战略物资，人数剧增到一百二十万，这就是一百二十万中共“抗日”军的由来，中共实在是无耻之极。
中共趁“遣散关东军”浑水摸鱼
抗战胜利，东北局势最是张弛，中央政府派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杜聿明为东北行政长官。熊式辉作风一向以保守著称，俄人见状，甚是嚣张，不但明目张胆让中共扩充军队，接管日本所遗军事物资，连中国的营口，甚至不让国军登陆，嚣张至极。盟军让俄军进军东北，导致中共坐大，其实是一大错误，关东军那时早已名存实亡，可有可无，日本根本就不注意它了。日本是投降于中国国民政府的坚决抗战，及美国对日本本土的猛烈攻击，盟军的原子弹将日本炸得魂都散了，日本天皇视察被炸的广岛和长崎后，才排除军部的干扰，决定无条件投降的。中国的大预言中预言日本战败时，也用“春雷炸，见晴阳”来形容。
熊式辉在东北，没有按东北当时的情况处理关东军事宜，中央命令遣散关东军，熊式辉即奉旨如仪，唯命是从。
当时东北关东军四十万均是日式配备，由日人训练亦精，他们久处日军控制下，含愤多年，抗战胜利后，无不希望为中央效命，政府如加以适当安抚，将是一只合格的保卫东北部队，而政府只要一声令下，四十万军队保卫东北皆无问题。
可惜当局未了解状况，熊式辉仰承上司意旨，将命令通告东北关东军，此举无异晴天霹雳，四十万军队解体，林彪部队趁虚而入，精华全为林彪所收，中央此时发现错误，已来不及制止。一九四六年春，携美式装备的中央军才自滇、缅边境由海道来，在秦皇岛登陆，向沈阳、长春前进，林彪部队已在东北准备半年，势力坐大，随时在各处袭击接收的国军，终导致大规模内战。
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国军在东北战场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到了一九四七年，即失去机动打击力量，而转居被动。这时无论在人力素质上，武器装备上以及士气，均有不足与疲惫不堪迹象。反之共党利用马歇尔的调处及松花江停战机会，收编了大部关东军，而实力坐大。加以随时间的推移，原来一无共党踪影的东北广大农村，已逐渐被其所渗透，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据，东北农村人力充沛，因而共党部队在数次战斗中，虽都有重大伤亡，仍能肆无忌惮的扩充。又因共党自苏俄手中接收日本关东军大批武器，因此这时东北的国军，无论在数量上与武器装备上，均开始居被动地位。
一九四七年六月，林彪倾巢攻打四平，与国军主力相遇，林彪本以为可以一仗而克四平，即可囊括东北。国军前敌指挥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立下遗嘱赶赴前线督战，血战数日，林彪大败，狼狈而逃，白崇禧主张追击，在东北负责军事的杜聿明也作此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更以时间稍纵即逝，欲挥军直追，未料中央复电“暂缓追击”，使林彪逃走，自此良机一失，国军即少有主动性了。这就是共产党泛滥东北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