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当面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美国《外交官》网站发表“中国公民权力”组织（Citizen Power Initiatives for China）创始人兼总裁杨建利的文章说，9月4日，中共国家安全部发表了一篇文章，列出了拜登与习近平会晤的条件。文章表示，为了“真正实现”从去年10月APEC峰会巴厘岛的拜习会，到今年秋季的旧金山APEC峰会再次会晤，美国必须“表现出足够的诚意”。
我们据此可以推断，习近平指示他的长期心腹——国家安全部长陈一新领导的安全部门参与外交事务。这一举动揭示了习近平外交方式的某些变化，意味着他将国家安全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对习近平来说，国家安全的概念主要包括他个人权力的安全，其次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安全，以及他认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核心国家利益的安全。
习近平对安全意识极度痴迷。即使他意识到中共合法性的最重要支柱——经济繁荣正受到压力，却仍在针对中国私营企业家和国际投资者，继续实施限制市场自由的安全政策，实际上对经济复苏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他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反间谍运动，让每个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公民都感到不安全。
国家安全的核心是防御性概念，将外交嵌入国家安全框架几乎可以肯定地表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方针可能会从进攻转向防御态势。
有迹象表明，习近平越来越感到当前的外交环境对他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安全构成了威胁。大约十年前，习近平即已对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谈到，中国是“颜色革命”的目标。最近，在去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他呼吁成员国相互帮助，防止外国势力煽动“颜色革命”。习近平将中国经济步履蹒跚归咎于美国的遏制，试图防止严峻的经济形势破坏他的统治，并试图重新点燃民族主义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的中美战略如同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挫败西方思想、信息和来自美国的“劣”钱在中国境内的渗透，另一面是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斗争中击败美国。但现在，至少在目前，习近平可能会发现关注前者比关注后者更重要。例如，他选择不参加9月9日至10日在印度举行的G20峰会，而是派李强总理代表他。他也没有参加9月12日普京在俄国远东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主办的第8届东方经济论坛。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今年秋天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峰会并与拜登会面，也有待观察。
习近平在外交上遇到了许多无法克服的挑战。美国一直在积极扩大、加强与印太盟国和伙伴的联盟，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澳大利亚，甚至蒙古等，这相当于遏制中共扩张的战略。中共与东盟的长期战略接触也因北京发布新的国家“标准地图”而紧张。
意大利决定退出习近平的旗舰国际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在最近的G20峰会上启动了一条由美国支持的连接印度、中东和欧洲的新贸易路线，挑战了中共的全球野心。即使是习近平最引以为傲的外交成就，如金砖国家的扩张，也被印度在与中共争夺全球南方领导权方面日益明显的成功所掩盖。
一系列外交障碍和困难可能使习近平意识到，他的外交进攻努力的边际回报目前太低，专注于巩固现有地位以使中共更强大可能更为重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打算放弃全球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