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席杭州举办的亚运会开幕式。（2023年9月23日）
在众所瞩目的杭州亚运会之际，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到浙江视察时，重申要推进“共同富裕”和“枫桥经验”。分析人士表示，“共同富裕”吓跑了很多创造财富的人，很可能是今日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有其特殊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但浙江模式很难推广到中国其他省市。而毛泽东时期的“枫桥经验”应用在习近平时期的新意，就是结合了数位网格化管理，是一种科技威权治国的再现。
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杭州亚运会目不暇接的绚丽开幕式引起不少对豪奢的质疑，或让中国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又远了一步。
虽然中国政府尚未公开整体花费的数目，但根据杭州市政府先前披露的信息，为了举办亚运会，自2016年至2020年，光是交通基础设施、竞赛场馆、住宿以及其他设施的费用，就已经花了大约300亿美元。也就是说，实际的支出肯定更多。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正面临困境。昆明地铁从今年5月就发不出薪水；广西桂林市广电局员工抗议有半年没发工资；多地公务员欠薪....最新的消息是中国房地产商恒大集团的股票9月28日在香港股市暂停交易，为中国的低迷经济再添利空。
鲜明对比
光彩夺目的杭州亚运跟阴霾笼罩的中国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习近平趁着出席杭州亚运开幕式之机考察浙江，再次强调要“共同富裕”，也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
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25日报道，习近平到李祖村考察调研，参观了“共富市集”等地，得知李祖村年人均收入达到5.2万元人民币，感到十分高兴。报道说，习近平表示李祖村“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成效的一个缩影”。他还要乡亲们“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亚运是一个代表国家层级的运动会，而中国的运动本身就跟政治息息相关，所以亚运会是习近平发表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场域。
他说：“所以他在亚运会（期间）发表一些重要政策，其实就是跟世人强调中国未来所谓中国式社会主义它要怎么走，去争取某种权力跟论述权，那以浙江为样板。”
浙江在中共十四五的规划中，即被中央赋予一个重大使命，就是“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四个“区”之一，其中，浙江的任务就是要建设成“共同富裕示范区”。在2021年5月20日官方通过《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后，去年起浙江正式展开示范区的相关作业，目前有60个“实践观察点”。
资料照：中国浙江杭州市淳安亚运分村场馆
浙江地位特殊
蔡文轩表示，浙江在经济和政治上有其特殊条件，一直被北京特别关照。经济上，浙江有充分的民营经济的条件，城市发达也带动了乡村的发达，是一个相对富裕、贫富差距较小的省份，而且浙江的人口也比较少，跟中国东部其他省份比如江苏比起来，有更好的条件可以成为经济富裕之后中国该朝向什么样的新治理模式的样板地区。
在政治上，浙江也有一个很强的政治寓意，它是习近平过去长期历练与服务的地方，习曾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代省长，即便后来离开了浙江，他仍长期对浙江挹注资金，包括习执政后谈到环保问题时，常常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语，都是他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一直沿用到现在。
蔡文轩说：“如果你以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的示范区，确实可能在国家强力的挹注之下，这个地方确实做得相当不错，可是它有它的政治条件跟经济条件，甚至社会条件，浙江的例子我个人认为很难做全国性的推广。”
民营经济低落
曾任台湾大陆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张执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共同富裕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家财政必须充足，习近平这次来到杭州亚运重提他的浙江经验，里头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民营经济，但中国受到打房政策的后续影响以及疫情的冲击下，经济面临通缩压力，失业率也很高，地方债务又严重，这些都可能导致共同富裕的目标受阻，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不是单只靠浙江就能处理的。
张执中质疑：“习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到底是不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他说，不管是房市“住房不炒”的定位，还是上海封城清零政策，都是在习的指令下形成的，都造成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
他并表示，习近平在中国脱贫完成之后，不准国内人民再去谈论返贫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的政策执行成效是不容许被质疑跟挑战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外界其实很难了解中国在所谓的脱贫之后，在现在经济下滑情况下的真实处境，这就好比中国的新三座大山（医疗、教育、住屋）方面的民生问题和困难，在经济下滑后所造成的后续效应的影响范围可能更广一样。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可能让共同富裕面临更不利的局面。
旅美时评人蔡慎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人很多，但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公也让中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
根据中国胡润研究院在今年3月发布的《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过去一年全球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以中国最多，有969人，美国有691人居次；今年全球新增的176位新富豪中，也以中国最多，达到69人，其次是美国，有26人。
贫富悬殊
蔡慎坤说，这说明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的几十年间，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也就是所谓的“蛋糕已经做得很大了”，但是切蛋糕的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分享了巨大的蛋糕，而绝大多数人只是分享到其中的一小块蛋糕。从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透露的有6亿多人月收入不到1000元人民币就可以看出中国贫富极其分化的状况。1000元人民币折合美金是100多块美金，“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实际上跟现在非洲的一些极贫穷的国家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蔡慎坤说，国际运动会已经不可能见到如杭州亚运般挥金如土的场面，那些都是民脂民膏堆积起来的，中国政府应该要把这些钱真正运用在民生上面，让绝大多数的人可以分到多一点的“蛋糕”。尤其过去这些年来，中国不计代价去推行“一带一路”以及形象工程、首长工程，比方说“雄安新区”，都是凭着个人的意志在切蛋糕，根本没有考虑到广大人民的需要。
共同贫穷？
蔡慎坤表示，改革开放是解决了“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分配，这完全是共产党可以做得到的事，但官方至今并没有认真推出一个可行的分配机制方案，如果只是一味单纯的喊喊口号要共同富裕，那很有可能会把现在创造财富的一部分人也吓得不敢去创造财富了，尤其中国这些年来对民营经济的打压，很大程度上是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到时候连蛋糕也没有了，要拿什么来分？”
蔡慎坤说：“所以说很有可能到时候蛋糕越做越小，最终就是走向共同贫穷这样的一个结局，是有可能出现的。”
习近平在浙江的考察除了重提“共同富裕”之外，也提到“枫桥经验”。新华社说，今年是毛泽东批示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习近平到“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诸暨市枫桥镇参观了枫桥经验陈列馆，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蔡慎坤表示，过去中共的执法权往往都是在县一级，因为县一级有一个完整的司法体系，如果执法权往下移，靠基层群众解决问题，易给无业游民或是不懂法律的人有发挥的空间，容易造成群众斗群众的趋势，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他说，如果中共愿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法治社会，人人守法、人人懂法，并且执法部门也依法办事的话，就根本不需要“枫桥经验”了，因为枫桥经验是人为的，靠得是基层群众，跟法律相去甚远，一但推广，将为中国社会埋下一个巨大的祸害。
维稳考量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说，1962年毛泽东在浙江时就曾提到“矛盾不上交”，意思是要让矛盾在地方层级就及时化解掉，不要上交到更高的层级，这是一种维稳的概念，所以对中共而言，他们是欢迎这种制度的。但习近平更懂得与时具进，运用科技的网格化管理，将科技与“枫桥经验”结合起来去进行监管。尤其在后疫情时期，中国经济放缓，青年失业率高，公务员减薪等问题下，更增添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蔡文轩说：“这些所谓危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都必须透过科技的方式来进行基层的治理跟解决，让这个矛盾不上交，而且避免基层之间的矛盾有互相串连的趋势。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科技治国的一种再现，他任何的改革都是政权稳定的考量或者政权存续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