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徐璋本和钱学森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都曾赴美留学，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都是专攻导弹学的，钱学的是“导弹制导”，徐学的是“反导”。
1957年以后，钱、徐二人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路。钱学森走过坎坷，名满天下；徐璋本饱受磨难，鲜为人知。
尖端人才
徐璋本的青年时代，正逢现代物理学发生历史性巨变的时代。爱因斯坦、普朗克、波尔、狄拉克、费米等一代物理学大师，用智慧和天分开拓着物理学的新天地，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中国青年。
徐璋本1938年赴美留学，194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时年29岁。在当时的中国人中，能够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理论有比较深入了解的人，只能以数十人计，绝对是凤毛麟角。徐璋本就是其中之一。
徐璋本获博士学位后就回国了，先后在湖南大学物理系，江南大学理工学院，上海交大电信研究所，重庆中央大学电机系任教。
抗战胜利后，徐璋本与蔡金涛、毕德显合办《科学世界》杂志，在无线电、雷达等领域颇有建树。1949年，徐璋本再度赴美，先到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再回加州理工学院，从事量子物理研究。
中共建政后，徐本璋是积极要求回国，为“新中国”效力的海外学子之一。1954年8月5日，他还联合一些中国学生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写公开信，要求总统下令撤销禁止中国学生回国的命令。
1955年5月，徐璋本回国。回国前，钱学森委托他向中共当局转达他想回国的意愿。1955年11月，钱学森回到中国。
徐璋本被分配到清华大学理论力学教研组工作。与他同船回国的物理学家王明贞，也到了清华。
当时，王明贞被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80元），她问学校领导徐璋本定为几级？校方告诉她，比你低一级。她立刻要求自己要降为一级，和徐璋本同级。学校告诉她说一级教授是最高级，徐璋本是三级（月薪240元），王明贞立刻很坚决地要求定为三级，否则马上离开清华……清华无奈，只好答应了她的要求。
1956年2月20日，《物理学报》编辑部收到徐璋本的论文《能源策动的天线的普遍边界条件和它们对一个有限圆柱形天线的应用》。这篇论文长达21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物理学报》将其发表在1956年第四期。
“一类右派”
如果不出意外，徐璋本很可能成为一个为中国物理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但是，1957年春夏之交，徐璋本的人生轨迹突然被逆转。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之后，在各级党委的反复动员下，许多党外知识分子向党敞开心扉，跟党讲真话，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
1957年5月的一天，徐璋本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坦诚地谈了他对中共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看法。
他说：“任何学说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有其局限性，若以一种比较固定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要犯教条主义（错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会产生教条主义”。
“即使一个最聪明的领导者也会犯错误”；“拿马列主义的学说来处理一切矛盾、问题，就会有问题。有些错误是难免的，有些错误就是因为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而发生的”。
“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他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是因果倒置。其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不能拿来作为指导思想”。
“任何一个学者一个学说都不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包括进去。我们要文化发展，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不够的，一定要废除以一种学说来指导一切的限制”；“要指导要限制就是教条主义。因此，我不揣冒昧，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徐璋本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并不是真心实意想这么做，而是为了“引蛇出洞”，看哪些人对中共不满。当“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将帮党整风运动变成“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反右运动。
徐璋本的上述言论，是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其“不揣冒昧”的直接后果是，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而且是清华仅有两个“一类右派”之一。
被判无期徒刑
1957年，徐璋本不仅发表了上述惊人之语，而且在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后，采取了一个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大胆行动。
1957年7月8日，徐璋本公开声明，要组建劳动党，并公布了“向政府登记启事”，“劳动党发起宣言”，“谈谈真理和指导思想问题”。
徐璋本之所以发起成立劳动党，目的是想给执政党——中共当“诤友”。
他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对执政党随时随事坚持理想和真理，合乎最高道德标准的诤友以及和平竞赛者，来刺激社会和人类的进步。这就是个人不揣愚陋，不自量力，呼吁发起（成立）一个向人民公开全部活动的劳动党，并向政府申请登记备案的启事（的原因）”。
他还拉清华大学的张维、王英杰、张子高等教授签名，加入劳动党。他还贴过小字报，号召学生加入“劳动党”，并提出“中国青年就是我的青年”，“我就是要争取青年”。
徐璋本发起成立劳动党的动机、目标，都是理想化的，对中共没有恶意。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他的想法和做法，无论对错，都是可以被理解和包容的。
但是，中共建立的“新中国”，不是它曾经承诺过的自由、民主国家，而是一党独裁的专制国家。在中共看来，徐璋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大逆不道。
1957年8月19日的《新清华》发表评论《彻底粉碎徐璋本反共反人民的猖狂进攻》。
文章指出，正当全校反右派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言行遭到全校一致声讨，彻底批判，从而陷入完全孤立的时候，徐璋本却突然暴跳出来，公然打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组织反革命政党——所谓‘劳动党‘，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有策略、还企图有组织地向党、向人民发动拼死的斗争。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在清华大学被逮捕；之后，被以犯“历史反革命罪”和“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
徐璋本之所以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是因为有人揭发他去美国留学是受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派遣。
在北苑劳改农场
徐璋本被判刑后，被押解到位于北京德胜门外马甸桥东的北苑劳改农场。
据他的狱友李聘伟回忆：“我们吃饭都在大场院里，一个小组蹲成一圈，因此我常常看到他。黑窝头是劳改队专用主食，说不清它的成分，有高粱、麦麸、玉米、黑荞面，还有嚼不烂的野菜，苦涩难咽，菜汤是见不到荤腥的清汤，或冬瓜，或萝卜。窝头松极了，手一碰就碎了，吃到肚里不解饿，菜汤兑上开水喝个水饱。徐璋本每到吃饭，皱着眉，手捧窝头，嚼几口就打住，停一会儿再吃一点儿，像吃苦药似的。两个小窝头，他常常是没吃一半就不吃了。”
一次，他申请回家探亲。结果被关进“禁闭室”一个月。”我再看见他的时候，他脸色灰绿，两腮凹陷，颧骨突出，步履蹒跚，摇摇欲坠，活像旧时街头饥馑欲毙的乞丐。看着他，我心里长叹：科学家，教授，怎么变成鬼啦？”
“从此以后，徐璋本经常触犯监规，不知因为什么，动不动就把他关起来，他成了禁闭室的常客，隔不久就夹着薄薄的被褥，到‘小屋’住上一段。以后，再见到他时，他精神不振，满身污垢，形容憔悴，神态变得郁闷、木纳，再也听不到他说话了。”
特殊犯人
不久，徐璋本被换押到位于陶然亭的北京市第一监狱。在这里，他有过一段“特殊犯人”的经历。
据清华大学教授周寿宪之子周捷在《徐璋本王明贞黄万里的前尘往事》中讲，有一段时间，“他不从事重体力劳动，每逢周末还可以回清华与家人团聚，由公安人员负责接送。1950年代，中国从东德引进了大量电子工业设备，就放在现在北京酒仙桥“798”一带，徐璋本在监狱里翻译了大量的德文科学技术资料”。
“他被捕入狱后，妻子和三个儿女生活发生困难，他妻子王锡琼向徐璋本的老同学钱学森求助，钱学森委托自己的学生郑哲敏分三次帮助徐家90元（40元、30元、20元）。另外，徐璋本被捕入狱后，钱学森曾多次到监狱探望。”
他的狱友李聘伟回忆说：“1964年，我在第一监狱又见到了他……不知何故，他在监狱受到格外优待。他住一个单间，隔壁住着著名右派葛佩奇，两个人每天有报纸看。徐不吃犯人伙食，给他开小灶，吃细粮，有肉菜，很丰富，还安排了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洗衣服、打扫卫生、打水打饭，还允许他穿自己的衣服（犯人规定穿‘劳改’服），每周还可以回家度假。”
再遭磨难
但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风向大变。徐璋本的优待全部被取消了，又吃窝头了，也不许他穿自己的衣服了，可他坚决不干。狱方在他棉袄的左胸处印了“劳改”两个大字，把他气坏了，他用剪刀把“劳改”两字剪下来，豁出了一个大洞。
李聘伟回忆说：“徐璋本又被关进禁闭室，伙食更糟糕了。我听说，在禁闭室，他经常绝食，大骂不止。狱警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他仍然禁食。狱警把小老头揪出来，按倒在地，掐住鼻子强逼他张口，灌他咸米汤。徐璋本已经年逾花甲，被折腾得死去活来，体衰命危。”
在邯郸监狱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为防止苏军对北京搞突然袭击，中共第二号人物林彪在报告毛泽东之后，发出“战略疏散”命令。在北京的党政军高官大多数被疏散到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关押在北京监狱的犯人和关押在北京拘留所的未判决人员，也被疏散到外地。
1969年10月底，徐璋本被疏散到河北省邯郸市。先被关在邯郸南部一个监狱。1970年3月，换押到新建成的曲周县劳改农场。
当时，他快60岁了，外出干体力活干不动，被安排在内部搞卫生。
他的狱友严昌回忆说：“我确切知道徐璋本先生的身份是1970年4月25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那个晚上……半个小时的新闻联播还没有结束，狱方负责人黄大队长率20多名狱警进入高墙狱内，直奔徐璋本所在的第一中队……黄大队长手中拿着一张海报，高声喝道：‘徐璋本！’。徐璋本从坐着的人群中站了起来。黄大队长把海报递到徐的面前，说：‘念！’徐璋本不敢不从命，认真念了起来。念毕，徐双手下垂，等待下文。”
“黄大队长厉声问道：‘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全场一片寂静，等待徐璋本的答复。片刻后，徐璋本淡淡的说：‘惭愧，惭愧。’”
“特赦”出狱
1975年春，中共发布特赦令：释放全部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人员。到秋天，河北省监狱开始实施。
特赦令本来是针对“在押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局限于此，一些曾经的中共官员，或非中共官员，也被以各种理由换算成“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释放了。
徐璋本在国民党当政时就是教授。狱方认为，教授的级别应该不小于县团级。他也被换算成“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释放出狱了。
徐璋本没有加入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组建劳动党失败，被中共打成“双料”反革命，坐了中共的大牢18年，却被当成“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给释放了。
结语
徐璋本原本是个科学家，对政治一窍一通，一时心血来潮，误入岐途。
如果在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他不会有牢狱之灾。但是，他不幸赶上对一切异己言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中共当政时期，也就在劫难逃了。徐璋本一生最能出科研成果的宝贵时光，却荒废在中共的监狱里了。
当他出狱时，世界物理学又有了长足发展。他已是风烛残年，怎么赶也赶不上了。
1988年，徐璋本在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