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旅美经济学家程晓农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指出，美国禁运尖端芯片制造设备的做法，是冷战双方科技战的典型表现。而冷战大国之间的科技战之胜负，很大程度上是双方政治经济制度的长时期较量。中美科技战方才开始，欲判断其未来演进，可以回顾美苏冷战期间双方科技战的成与败。苏联之所以输掉科技战，其主要原因是制度失败。
苏联的专制制度集重要决策权于官僚体系；同时，苏联那种培养社会顺从的制度，也扼杀了科技人员的独立思维和创造性，这就使得苏联的科技人员只能在官僚体系划下的路径上摸索。由不懂科技、缺乏科技眼光的职业官僚来决定科技投入和结果评估，自然不会达成科技上全面赶超的成果。
世界上最早发明移动通讯设备的是苏联科学家，手机的样机也造出来了，比美国的摩托罗拉手机早好几年。但是，这个发明上报苏联政府的主管部门后，官僚们关心的是，上面一心一意要在太空战方面赶超美国，所以这发明被苏联高层废掉了。
至于战略判断失误、研发方向走偏、试图“弯道超车”而最后翻车之类的故事，则是层出不穷。红色大国确实可以集中国力于少数军用科技研发，但相关科技研发体制的集权特性始终是成功的“绞索”。苏联最成功的军用科技“皇冠”---空军的“米格”研发局与“苏霍依”研发局，都摆脱不了这种命运。
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共的制度缺陷，因为外企为中国送去了大量的工业技术，中国留学生当中的科技精英又带给中国大量的最新科技知识和专利，再加上中共极其活跃的科技间谍大网，这让中共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它已经克服了共产党制度在科技创新上的本质缺陷。但是，这样的错觉以及相应产生的盲目自信，并不是科技突破的真实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