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8日，在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之际，北京民众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守夜后，举着白纸抗议中共当局的封控限制。
一年前，在中国各主要城市，抗议者举着白纸，进行了后来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他们高呼一个多月前在北京四通桥只身抗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清零政策的彭立发提出的一连串口号，并进而发出了“我们要人权”、“打倒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的呼声。
在中国白纸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面对中共不断升级的对异见人士的镇压和对普通民众的监控，以及习近平当局高层不断出现的人事动荡，中国政治格局的未来成为海外中国异见人士讨论的中心。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中，他们探讨了在中国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局以及他们的应对策略。
纽约《六四纪念馆》负责人于大海说，中国变局的基本脉络清楚：改革开放之初，中共否定了个人崇拜，废除了终身制，开始实行集体领导。但习近平上台后开历史倒车，对内镇压百姓，对外“和侵略者穿一条裤子，和自由世界处处作对”。
“中国的广大民众，包括中共的广大党员，都在期盼着把习近平赶下台，期盼着中国能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于大海表示。“关键的问题是.....被奴役的中国人究竟能够做什么？怎么做？”
魏京生：高层政变的社会基础已经具备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在《中国的变局与我们的应对》讨论会上发言。(张杰提供)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73岁的魏京生认为，现在中国高层发生政变的社会基础已经超过当年“粉碎四人帮”时代，即他称之为“邓小平和华国锋搞政变的时候。”
“老百姓对共产党的不满比当年要强烈得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基础，社会条件已经存在了，”在中共监狱中坐牢近20年、1997年流亡美国的魏京生说。
“那么剩下的就是政变,这要靠偶然性，要靠机会。不是说你能预计哪年哪月哪日就一定会政变，但是条件成熟了，总归会成的。张三不搞，李四也要搞，”魏京生说。
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如愿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建立了由亲信组成的最高权力机构和政府部门，但不到一年，他挑选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相继“失踪”，火箭军高层坍塌。
王军涛：海外民运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变局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参加《中国的变局与我们的应对》讨论会发言。（张杰提供）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呼应了魏京生的判断。他认为，习近平的反腐扫黑已经让中国的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都无法生存，“我现在知道马云、曾庆红这些人肠子都悔青了。”
“中国现在完全存在着战胜、推翻习近平的这样的人，但是他们不敢动、动不了，”王军涛说。“那什么时候能动呢？我觉得如果参照中国历史上的经验，就是需要一些边缘事件。”
王军涛曾因参与1976年的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多次入狱，1994年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之后，他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比较政治专业博士。
王军涛认为，海外民运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应当推动变局，推动那些草根性的力量去发起一些事件，然后去对习近平造成一个对他的威信、对他的威严造成一个冲击。”
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抗议人士彭立发浓烟中瞬间展示的横幅内容，仅在一个多月后就变成了海内外抗议习近平清零政策和专制独裁的共同口号。习近平随坚持了三年的清零政策一夜废除。
这既证明了习近平虽集权有术却无法保证黑天鹅式意外事件随时会发生；同时也证明了为保执政，习近平可以随时改变任何重大政策以化解危机。
网友：几个月称心生活便抹去了痛苦记忆
“走过很多桥，你再也没走下一座桥。”10月13日人们在微博上纪念彭立发。去年，彭立发被当局带走后至今下落不明，其家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局监控。
但有网友承认，一年后，当年的那些满腔愤怒以自己都不理解的方式被遗忘了。“甚至连遗忘都不是，而是凭空消失，这么容易，这么轻松，”“nova7你在焦点在”写道。
另一位网友写道：“只消几个月如常、称心的生活便可以抹灭我们对于痛苦的记忆，却是不争的事实”，“一面觉得荒诞不经，一面又自我宽心，活下去，生命不能负重万钧前行，这不是责任的逃避。”
在纽约，与去年抗议清零、支持彭立发、支持白纸运动的大规模抗议相比，今年在时报广场纪念这场运动的只有区区一打人。但不可否认，彭立发的勇敢榜样激发了部分海外学子走上了对抗北京当局的道路。
胡平：民主力量被打得哑口无言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中国的变局与我们的应对》讨论会上发言。（张杰提供）
魏京生认为，“海外民运为中国百姓树立了民主大旗”；王军涛认为，“海外得天独厚”、“有机会真的去考察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相比之下，《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对中国政局和海外民运的评价却没那么乐观。
“作为民主力量，包括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有民主思想的企业家，我们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现在在中国整个都变得哑口无言，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
“有时候历史看着你觉得很可笑，就那么几个人站在台上做那么不得人心的事，底下那么多人反对，居然还拿他没办法。”
胡平毕业于北大哲学系，1979年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发表著名的《论言论自由》。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参加地方选举，当选为北京海淀区人民代表。1987年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次年当选中国民联主席，投身海外民主运动。
“就是没有能够互相通气，没有能够采取共同的行动，就需要这么几条，”76岁的胡平总结道。“今后要取得一种突破，那就是今后我们能够做什么？怎么样以更好准备进入中国政治变化这个大舞台，在中间发挥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这是我多年以来思考最多、也是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海外民运应主张暴力还是非暴力？
在海外民运扮演什么角色、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上，魏京生与胡平之间也有分歧。
魏京生认为，海外民运树立了民主大旗，传播了民主理念；他认为，共产党最怕的就是暴力革命，他们打击最狠的就是海外民运中主张暴力革命的人。“你看看你的敌人的动作，就知道你的优点或者你的缺点在哪儿了。”
魏京生表示，中国大陆不可能发生台湾那样的民主转型，“暴力推翻是唯一可能的方向。”他认为，“政变毕竟代价比较小，整个社会代价比较小”；“我们最希望中国能有一个成功的政变来转型，来转成民主政治。”
魏京生指，“不能搞暴力革命，必须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些都是西方亲中共的政治家、企业家制造出来的理论。
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则认为，非暴力是海外民运的唯一选项，“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胡平认为，除非建立起“非暴力有用”和“非暴力可调整”这样两个信念，“中国永远不会有大规模的街头运动。”
“如果这个车没有刹车没有方向盘，那谁敢去坐啊？”胡平比喻。
胡平认为，“非暴力要成功就是要靠规模，”原因是“统治者的权力是建立在千千万万的服从乃至配合之上的。如果下面有人拒绝服从，而且对你说No，你的权力就是化为乌有。”
胡平是海外民运的理论家。在八九民运期间，他就提出著名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理论，认为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如果实行阶段性妥协，不仅可避免当局的军事镇压，还能保存党内高层同情民主的改革派。对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勇武派的激进做法，胡平也有类似的评论。
在海内外民运圈中，对他的观点一直存有很大分歧。安徽异议人士沈良庆批评胡平的“见好就收”理论“是一套用理论包装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政治主张”。
10月7日中国民联、北京之春、六四纪念馆、中国民主党联合主办了《中国的变局与我们的应对》讨论会。魏京生、王军涛和胡平为主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