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的《华尔街日报》在一篇报导中直指“尽管经济形势日益严峻，但中国最高领导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对前景的忧虑，而且他似乎对于更多的刺激措施不感兴趣”。这个分析听起来不可思议，但仔细检视“二十大”后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政策表现，是有很多旁证的。例如，一方面，中共，包括习近平本身在内，一再对民营企业喊话，表达国家对民企的支持。但另一方面，面对棘手的房地产危机，当局不是自己承担责任，而是甩锅给许家印等大型民企集团的代表，用逮捕的方式试图强迫民企帮助政府度过难关。今天许家印，明天碧桂园，这样的搞法怎么可能让民企安心发展？
再例如，中国政府也一再表示，对外开放的大门是敞开的，喊话欢迎外资继续进入中国。但事实上，迄今为止，外资逃离中国的趋势并未减缓。中共官方数据显示，第二季度外国直接投资（FDI）金额与去年同期相比，暴跌87%，偌大中国，只剩下49亿美元。彭博社形容是“几乎处于断流状态”。上海美国商会最新的调查也发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于本公司的业务前景的悲观程度创几十年新高，接近20%的美企正在考虑在未来几年至少将部分业务转移出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对经济前景悲观之外，中国政府动不动就以政权力量打压外资的做法并未改变，突击搜查美国资讯业者，修改《反间谍法》，外企高管被扣押的消息不断传出，令外资人心惶惶，都是无法留住外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使对于具有指标意义的苹果公司，当局也不放过，自2020年以来就开始的对于公务上使用外国品牌电子产品的禁令，到今年8月已经扩及到283个地级市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导致𬞟狗股价前不久重挫，市值损失一度高达1900亿美元。
9月11日，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刊出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的专访，探讨当前中国的经济难题。张军在访谈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质疑：“既然我们的国力可以动辄就花上几千亿甚至上万亿去搞形象工程，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去为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买单呢？”这是个好问题是因为，消费不振一直是中国经济低迷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之一，而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支出负担就可以有效提振消费，这么简单的拉抬经济的手段，为何北京不采用呢？其实张军自己就给出了答案：“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度投资，其中包含大量政府支持的投资，很多投资没有合理的回报，打水漂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换句话说，政府的确有加大投资力度，但增加的投资并没有被分配到底层民众手中，而是以基础设施建设等名目，成为地方政府官员搞“形象工程”，甚至上下其手，继续扩大寻租空间的活水源头。显然，中国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因素，在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继续压榨社会大众的利益，问题不在于财政政策，而在于投资的分配政策。
中国经济下行的结构性因素，在于统治集团的利益继续压榨社会大众的利益，问题不在于财政政策，而在于投资的分配政策。（美联社）
各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和执行方式，在在证实了《华尔街日报》的观察：习近平对拉抬经济增长没有兴趣。那么问题就来了：经济增长如此重要，习近平为什么兴趣不大？
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或许可以作为答案。他们在分析“榨取式制度为何无法支撑经济的稳定长期发展”的时候指出：“政治权力的控制者最后会发现，利用他们的权力限制竞争，扩大他们享有的大饼，甚至窃取和掠夺他人利益，对他们自身的获利会比支持经济进步更有利。分配和行使权力的能力最后会摧毁经济富裕的基础，除非政治制度也从榨取性变成广纳性。”
考虑到这本书是2013年出版的，这两位作者堪称先知，因为他们十年前的描述和分析，与今天中国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完全符合。尤其是对于“政治权力者为什么不在乎经济成长”的分析，更是揭示出了习近平政权的本质，可谓一针见血。也就是说：对于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统治集团来说，经过十几年的国家权力的扩张，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分配财产，比经济增长本身更能增加他们的利益，成本也低得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拉抬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大了。
这，就是习近平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共统治集团，对于拉抬经济增长兴趣不大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
※作者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