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认识到，我们正在见证一次与世界大战同等量级的大规模冲突。如何理解这次冲突的原因和可能后果，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北京清华大学社学会系教授孙立平先生最近的文章“欧洲是如何走出相近相杀的？”，显然是针对这个问题有感而发。文章的一些重要论断值得商榷，不仅是因为有重要的学理价值，更是因为与人类当下面临的严峻挑战直接相关。
孙先生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现代文明最核心的是理性化的过程”。虽然是引自韦伯（Max Weber），但不知把文章中的“理性化”译成英文，是指rationality还是指reason？我知道，即使在西语中，这两个概念有时可以相通，但其重要的内涵差异对理解当下的危机不容忽视。从上下文看，文章所指两者兼有，但更侧重rationality，也就是强调理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而不是指对因果关系的逻辑论证或分析能力。rationality和reason都是人类天赋的智能，但前者更侧重动物性的直觉判断或下意识的本能，而后者更强调人类特有的逻辑能力或文化本能。因此，我认为韦伯的原意，是强调现代性与reason的关系密切，而不是强调与rationality的关系。这就如同在政治学中讲国家，多指state，而不是country一样。现代中文对这两个概念仍然经常混淆，是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
不少中国学者不承认中国的政治文化不如西方的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的问题仅仅是政治制度的问题，但我认为，中国难以建构法治和民主，很重要的原因是政治文化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就是reason的能力不足，用孙立平的话说，就是“社会氛围和社会气质的变化”，不足以支持理性的政治诉求，更不足以支持讲逻辑的政治辩论。
中国现代化的先驱曾经认为，中国的制度缺陷，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缺陷，因此，只要我们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制度安排，掌握了他们的交流规则和技能，比如说“罗伯特规则”，制度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后来，连孙中山也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不过，即便现在承认中国政治文化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谈论政治文化的高下没有意义，因为这只能令华人气馁，而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这就涉及到一个困难的问题，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是什么关系？与此相关的，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怎么来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演变，与中国未来的制度建构是什么关系？如此宏大且深奥的问题，当然不是时政评论能讲清楚的。不过，我认为孙立平文章的逻辑存在的问题，恰恰与他对政治文化的演化机理理解不足有关。而对这个问题展开争论，应有助于增进对当下全球政治秩序危机的深入理解。
我对孙先生文章的批评，集中在这个逻辑上，即现代“战争与征服的收益率下降了”，“于是，在许多情况下，战争成了不必要的事情。”我的看法是，这个逻辑恰恰无助于解释当下的三大火药桶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威胁，因为驱动战争危险的主要动力是身份政治，是政治文化的差异，这其实是历史上战争更久远的人性根源，也是冷战后越来越明显的文明冲突最主要的动力之源。
